“有发展条件和能力的,产业帮扶;没有发展条件的,搬出来;没有发展能力的,托起来。”对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开出3剂药方。
广西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虽然脱贫攻坚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到2017年底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67万人;存在20个深度贫困县、30个深度贫困乡镇和1490个深度贫困村,占全区贫困县乡村将近一半。
深度贫困地区被喻为脱贫攻坚中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艰中之艰,是最难啃的“硬骨头”。要打赢这场“硬仗中的硬仗”,没有非常智慧、非常手段绝对不行。
深山之困,不到现场难以想象
今年6月,鹿心社到大化瑶族自治县七百弄乡弄平村调研,他这样描述:“越野车走两个半小时,在支书家简单吃点饭。沿着山路往上爬,连石板路都不是,而是住在山上的群众祖祖辈辈走出来的。”
像这样的深贫山区,广西何止一个两个!如果不亲临现场,深山的困境绝非想象得到。
9月中旬,记者从三江侗族自治县前往富禄苗族乡岑牙村,路途异常曲折——驱车踏上破烂不堪的321国道,至洋溪乡的归能渡口下车,渡河、上岸,再翻山越岭13公里左右。
海拔500多米的岑牙村共459户人,建档立卡贫困户302户,贫困人口1572人,贫困发生率高达68.82%,是目前三江贫困发生率最高的行政村。
缺水,是这处高山苗寨最深的痛。有50多户人家从对面高山拉了近10公里的6条塑料管供水,但还是经常饱受因水管爆裂而断水之苦。其他绝大部分人家,靠山下深谷里近120处小水泵抽水,只要停电,还得下山挑水。村里有两个消防水池,即使干旱到土地龟裂,村里人也不敢动用一滴。因为30年来,这里发生过3场寨火,村民为救火连粪水都刮干泼尽也无济于事。
勤劳的村民耕种着风景壮丽的高山梯田,几乎每户人家都建有体量很大的谷仓,但却守着满仓谷物与贫困为伍。今年预脱贫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廖老六家的谷仓里,堆着三兄弟每年6亩稻田收获的几千斤高山糯谷,最久的堆了8年!这些糯谷如果加工成糯米,至少能换来10多万元的收入。
然而,运下山、卸下车、搬上船、渡过河、搬下船、再装车、长途运输……经过这般折腾,到手的就没几个子儿了。
村部没有水、没有厕所、经常停电,跟当地苗族群众交流语言不通……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面临的困难也不少。“交通闭塞、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严重缺水、贫困户数太多、等靠要思想严重、村干待遇不高、后备村干不足,加上资金整合使用效率不高、投入不足……”面对导致贫困的一大堆沉疴,岑牙村第一书记周陶说,“不用猛药难以根除。”
条件恶劣,是深贫主要原因
扼住岑牙村发展命脉的无非两样:路、水。驻村第一书记周陶介绍说:“目前山下的二级路已经施工,扶贫部门已勘察了村里的饮用水源线路。这两大难题解决后,就可以告别贫困。”
岑牙村驻村扶贫工作队现在做的,一是全力抓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动员村民搬到宜居的扶贫安置点,三是抓产业发展,动员群众养牛养猪,种植罗汉果和油茶新品种等。“路一通,就好办了。”周陶说。
可以说,自然条件恶劣,是广西深度贫困地区的共性。在许多石漠化片区,不仅没有路,没有水,而且没有耕地,有的乡镇甚至从头到尾找不到一块水田。
国定深度贫困县都安瑶族自治县,石漠化区域占89%,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7亩。全县由1.5万多个山弄构成,其中7000多个山弄有人居住。这意味着,全县有一半的乡镇村屯都在大山里,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该县高岭镇东部的复兴村,贫困发生率达51.3%。这里没有公路,60%的农户缺水,人均0.46亩旱地,没有水田,还缺劳力。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留守的大多是没文化的年老体弱者。
全区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就在该县下坳镇西北部的高王村。全村259户1463人,2017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227户1320人,已脱贫43户220人,还有184户1100人未脱贫,贫困发生率达75%,是“贫中之贫、坚中之坚、难中之难”的典型。
高王村贫困的成因,首先是基础设施薄弱,道路、饮水、劳力、住房等短板突出;其次是基层党组织和干部落实能力不强,脱贫思路不清晰、办法不多;第三是群众受教育程度低,内生动力缺乏;第四是没有支柱扶贫产业,群众增收乏力。“有想法有能力的都出山了,依靠留下来的村民实现脱贫,难!”村委主任莫永干说。
对症下药,精准施策找出路
再难啃的骨头也要啃下。鹿心社指出,对于我区深度贫困县和贫困发生率在30%以上的445个深度贫困村,要开展“解剖麻雀”式的分析研究,“一户一策去解剖,一户一策去研究”,找准深度贫困症结,因地制宜,制定攻坚方案、精准施策。
深度贫困地区要脱贫,最主要的办法有两个:要么搬出大山,要么下大决心改变自然条件。事实证明,只要有路、有水,剩下的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
同样是深度贫困村,三江侗族自治县同乐苗族乡高山上的归东村就是典型案例。“全村所有自然屯均已通水泥路、通电、通水、通电话和电视。”驻村第一书记蔡立说,“这些硬件是产业发展的基础。现在村里种植的1000多亩山葡萄,地头收购价每斤5元呢。”
如今的归东村,已打造成了茶叶、油茶、高山稻鱼和山葡萄几大产业。在党总支书记龙秀昌的眼里,目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做大产业规模,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消灭因学、因病致贫返贫现象。
而都安的两个深度贫困村,最重要的还是解决路和水的难题。复兴村眼下正在建设村屯道路。由于没有地表河流,也没有活泉,解决饮用水和灌溉水只能依靠水柜雨天蓄水,目前该村已申请再增修70个水柜。
驻村第一书记黄威杰介绍,复兴村产业发展目前只能靠山吃山,全村种植核桃约600亩,两性毛葡萄250亩,中草药30亩。此外,县里有贷牛(羊)还牛(羊)政策,正着手筹备建设村集体牛场。
广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村高王村情况还要差一些。除了3条7.4公里屯级路扩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另外要新建的6.3公里屯级路,还处在实地勘察、项目立项阶段。饮水方面,已向县水利局申请拨付48座水柜的建设资金,争取在今年底建成。
高王村目前能够发展的产业,主要是养牛羊、种核桃。在“货牛(羊)还牛(羊)”政策支持下,该村以6户农户为试点,组织村民联合建设牛舍和种植牧草,户均养牛2头,希望能以点带面,鼓励更多农户加入。另外利用村级牛场发展资金10万元,整合后盾单位力量,在坡石屯建设村级百头养牛场,通过“能人代养,固定分红”的模式,解决村集体经济收入和群众自养难的问题。
“非常贫困”,须用“非常手段”
要解决交通、水源、产业发展等问题,最终要落到一个“钱”字上。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深度贫困地区不为经费发愁的,很少。
为了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三江县归东村党总支书记龙秀昌不得不多次自掏腰包,垫付各类款项30多万元。而今年新增种植的200亩葡萄,2万根水泥桩还需要近35万元的资金支持。另外为延长葡萄保鲜期,必须配套建设一个标准化冷库,去年已递交报告到县农业局,目前还未得到批复。
那坡县的百林村适宜种桑养蚕,去年全村种植了450亩,今年计划拓展到800亩。但是因为缺乏资金,机耕路修不了,灌溉用水也解决不了。驻村第一书记梁迪顺说,该村大部分是坡地,种桑养蚕面广点散。没有路和水,产业发展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基础设施户均投资额高,群众出不起这份钱。另外,“有些特困户想种桑养蚕,但是‘以奖代补’的方式要先垫付种苗钱,他们怎么拿得出?”梁迪顺建议,将种桑养蚕产业与扶贫专项资金帮扶项目相结合,以解特困户之忧。
毫无疑问,要解决这些“非常贫困”地区的许多难题,已经不能用常规方法,必须使出“非常手段”。广西出台的《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对深度贫困村要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支持上予以重点倾斜。
政策是有了,但是在很多地方,尤其是村一级,并没有落地,“非常手段”一直停留在纸面上。自治区扶贫办最近调查发现,下拨各地的扶贫专项资金,闲置未用的竟多达数十亿元!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地方的干部不作为、懒作为,或者怕出事,不敢担当。
一方面是大缺口,一方面是大闲置。看来,这方面的管理也要用上“非常手段”,严厉追责。
回过头来,再说说深度贫困村必须用到“非常手段”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贫困户的思想和精神。不少贫困户长期贫困,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好逸恶劳,一心想着等靠要。所以,激发他们的内生动力,比物质扶贫更重要。
“帮我找个老婆,我就脱贫了。”
“你们送我的月饼,为什么没有他们的大?”
“总是送米送油,能不能送钱啊?”
……
在全区各地,到处都有说出类似话语的贫困户。对此,各地的扶贫干部也都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想方设法拔除他们的思想穷根。龙胜、天等、隆安、那坡、都安……许多地方开展了“我的脱贫故事”等系列活动,用先进事迹,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光荣的思想动力。
事实证明,只要思想工作做到家,方法得当,再顽固的榆木脑袋也会被感化。河池市金城江区深度贫困村六圩镇龙谷村,40多户人家中只有1户贫困户住着破旧房子,原因仅仅是自认今年“风水不利”不建新房。区委书记登门夜访做工作后,他一个星期后就扒掉旧屋开建新房。
深度贫困地区要突破产业发展瓶颈,还有很多方面要用上“非常手段”。那坡县发动边民种植中草药,目前面积已达2.35万亩,带动了很多贫困户致富。但是中草药加工企业少,没有龙头企业带动,特色农产品难以实现更高的附加值,抗市场风险能力差,影响边民长期持续稳定增收。该县领导建议,从自治区层面出台扶持扶贫龙头企业优惠政策,激励深贫地区加工业发展,健全产销合作机制,增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人才也是发展瓶颈之一。“各类专业人才总量明显不足,特别是教育、卫生和农业技术方面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给脱贫攻坚工作带来不少困难。”那坡县扶贫办一位干部所说的现象,全区各深贫地区普遍存在,需要自治区从顶层设计上予以重视解决。
(苏超光韦继川谌贻照廖庆凌韦鹏雁徐顺东李春生周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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