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山申遗：追溯还魂为花的祖居家园

木棉花开时节，花山岩画显得更加绚丽。 黄文伟/摄

　　11月20日，花山岩画与壮族文化研讨会在南宁举行，来自区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就有关议题深入研讨，为花山岩画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科学支撑。

　　花山岩画的文化魅力体现在哪里？

　　今年3月，当广西向国家文物局报送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时，专家便指出：申遗文本是申遗的核心工作，申遗文本对花山岩画普世价值的规范表达和解读，既是各级政府对花山岩画保护规划、措施的依据，也是花山岩画社会宣传口径的权威表达，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评估以及最终表决的关键依据。因此，强化花山岩画申遗的理论支撑，按照申遗的国际标准和要求做好文本的修改完善，显得尤为关键。

　　蛙神图腾：

　　信仰习俗的传承

　　研讨、考察期间，专家、学者们的目光聚集于左江之滨花山崖壁那片用赭红色颜料涂画出来的令人惊叹的岩画上：它在2000多年前由壮族先民骆越人创作，历经风雨沧桑。数千个图像古朴粗犷，栩栩如生，与其依存的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壮丽的岩画文化景观，是世界上面积最大、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好的个体岩画，堪称壮族文化瑰宝。

　　花山岩画与壮民族的信仰、习俗有着怎样的渊源？对近现代壮族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画作上的人像、物象蕴含着何种寓意？这是专家、学者们共同关注并探究的课题。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飞主张用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对花山岩画进行解读。他引用英国学者哈里森的观点：所有神话都源于对民俗仪式的叙述与阐释，所有原始仪式都包括有作为表演的行事层面和作为叙述的话语层面两端，而动作先于语言，叙事源于仪式。叙事是用以叙述和说明仪式表演的，而关于宗教祭祀仪式的叙事就是神话。这样，岩画作为美术的一种类型，通过仪式与神话发生关联，构成一种美术-仪式-神话的关联存在。

　　在结合民族学和神话学进行的相关研究中，李飞发现花山岩画与布洛陀文化关系密切，诸多岩画都用较大篇幅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创世神话中的有关题材。如花山岩画呈现的一组组阴阳交合、万物衍生的场面，其中心正是创世的男女始祖。壮族先民用这样的方式，营造出一个绘于花山崖壁之上的祖居世界。通过仪式，人们可以求得人丁兴旺(灵魂回到祖居地还原为花，并因此再生)、五谷丰登(粘满谷种的狗)，向祖灵求得丰产。因此，岩壁之上绘制的，正是祖先的形象。由此可见，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卷八所载“二广深溪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之语，并非虚言。

　　中央民族大学原副校长梁庭望教授则进一步指出，花山岩画的主体形象是壮族祖先的图腾蛙神。为什么以蛙为图腾？古人以为蛙是雷公之子，认为其叫声可以预报晴雨。而实际情形是，因为蛙的肺不发达，吸氧不够，必须依靠皮肤上一层黏液帮助吸收氧气。天要下雨时，空气中水汽充足，蛙皮黏液稀释，吸氧顺畅，叫声便特别响亮，此时，耕作的农家就要加紧防涝了;到天旱时，空气中水汽稀少，蛙皮黏液发干，吸氧困难，蛙声沙哑，农民们就要准备抗旱了。因此，古人视蛙为神灵，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清代学者李调元为官岭南时，曾在文章中记叙：岭南“农夫无五行，水旱卜蛙声”。直到现在，东兰一带举办的蛙婆节的图腾幡上，仍画有蛙形和稻穗。考古出土的骆越铜鼓，其中的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铜鼓上有蛙形立雕，鼓身上还刻有稻穗纹。由此可推断，花山岩画是壮族祖先祭祀蛙神的圣地。

　　祭祀演化：

　　文化形态的遗存

　　延绵数百里的花山岩画，气势恢宏。近距离察看，不难发现在形似铜鼓的图像周围，整齐排列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面对中心、动态一致的正身或侧身人像，双手向上弯举，手指叉开，双脚向下曲膝分开。这一“蛙式”动作，整齐划一，阵势壮阔。

　　这些人物图像引发广西社会科学院壮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其旭的长年探析。在研讨论文里，他认为这是壮族先民骆越族群蛙图腾部落祭祀仪式的艺术再现和演化。在骆越部族后裔的民族传统信仰习俗中，其观念和形式与花山岩画有着密切关系。如：壮族师公举行法事仪式时，主坛师挥剑摇铃的刚劲雄姿，跳“功曹舞”“四帅舞”的动律造型，犹似花山岩画高大正身人像威武亮相的身影;南宁市邕宁区、上林壮族和环江毛南族的师公傩面舞姿的基本形态，显然传承自花山岩画的立蛙变体。田阳敢壮山举行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祭典时所跳“蚂拐舞”，体现的正是花山岩画蛙人群舞的遗风。

　　更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显示，骆越部族及其后裔壮族等均为古老的稻作民族，崇拜蛙图腾并将青蛙塑像铸于铜鼓面上，以为“鼓精”，称为“蛙鼓”“雷鼓”，旨在求雨祈年和族类繁昌，体现着花山岩画的原始意义及功利追求。壮族传统蚂拐节、铜鼓节和陇峒节，便是花山岩画的原始信仰和文化形态的遗存。

　　骆越遗踪：

　　千年迁徙生生不息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主任方素梅，则通过花山岩画的图像观察、分析壮族的分布与迁徙状态。

　　她认为，根据考证，花山岩画创作的年代从战国延续至汉代。这一时期生活在左江岩画区域和右江流域的族体，是壮族先民的重要支系——骆越。近年来，由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学者组成的课题组经过科学考察和集体攻关，提出了骆越国的国都和京畿在大明山西南麓今武鸣县境内的观点。这一带与花山岩画所在地属于同一地理区。无论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民间传说与社会文化中，都有确凿的论据证明壮族及其先民与花山岩画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譬如岩画所表现出来的祭祀、铜鼓、青蛙、犬等要素，至今在壮族社会中仍可见到。而在经过不断整合后，至迟在明代，壮族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稳定的族体，民族认同迄今维持在较高的层面。

　　“花山仍有许多千古之谜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究。”自治区申遗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特色文化的独有见证，也是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利于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增强广西民族文化自信和广西的软实力;还将填补中国没有岩画类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填补广西没有世界文化遗产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