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1号文件:农村公共投资 1元钱能产出好几元

　　2月5日，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开放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钱克明。对比今年与去年的两个1号文件，他认为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  

    去年1号文件做好了“两减免、三补贴”这道农民增收的“加减题” 

     
　　记者：您主持的“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开放实验室”对去年中央1号文件的执行效果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分析，结果如何？ 

    钱克明：我们对各粮食主产区进行了跟踪调查，通过量化模拟和理论分析表明，去年1号文件确实产生了显著的积极效果。 

    去年1号文件提出的“两减免、三补贴”成功地遏制了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粮食生产连年滑坡的趋势，起到了促进农民增收和粮食增产的实效。 

    “两减免、三补贴”这一“减”一“加”，总计给农民带来实惠450亿元，使农村人均直接增收约50元。此外，由于政策引导而产生的粮食增产给农民带来的间接增收效果更为显著。 

    记者：除了促进农民增收，去年的1号文件对粮食增产产生多大的实际影响？ 

    钱克明：根据我们的测算，2004年粮食总产增加中有74.5％来源于单产的增加，23.9％来源于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1.6％来源于单产增量和面积增量的相互作用。 

    粮食单产的增加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新技术的采用和良好的气候状况。除天气外，前二者都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有关。而粮食播种面积的扩大也主要是由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所致。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取决于粮农对种粮收入的预期，而对种粮收入的未来预期，又取决于当期的市场价格和政策支持。 

    总之，去年的1号文件在政策层面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今年1号文件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这将对加强农业基础、繁荣农村经济带来“乘法效应”，一元钱的投入可以产生几元钱的效益 

    记者：从去年与今年的两个1号文件的标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可看出，今年1号文件的着力点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钱克明：的确如此。去年1号文件的主要政策目标在于，对我国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和粮食生产滑坡等进行紧急矫正性干预，其主要政策工具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减免，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以激励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属于公共经济决策中的相机决策。 

    正是在中央一系列重大支农政策引领下，去年我国粮食生产摆脱连续5年减产的阴影，农民增收走出连续7年的低速徘徊。但要使我国数量巨大的农民持续增收，还应该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换句话说，就中长期的决策而言，要将公共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提高我国农业和农村生产力水平上。 

    记者：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又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呢？ 

    钱克明：我们“政策实验室”根据近10年来的相关数据，通过量化模拟测算得出的结果表明，在农村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对农业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很大，而灌溉和科技等投资则对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的作用十分突出，“乘数效应”明显。 

    根据我们的测算，不同支持方式对农业GDP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政府的农村公共投资中，对科技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9.59元，对教育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3.71元，对道路投资可增加2.12元，对通讯投资可增加1.91元。 

    而不同支持方式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中，灌溉投资的回报率最高，每1元灌溉投资可增加粮食5.56公斤，对科技的每1元投资可增加粮食4.41公斤。 

    可见，公共财政资金在农业基础设施以及农村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每1元钱都能产生几元钱的效益。因此，今后在继续加大“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实施力度，做好“加减法”的同时，还应做好“乘法”，大幅度增加农村公共投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未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是要做“除法”，即消除农业管理体制、农村金融和要素市场及农民生产经营组织制度方面的弊端 

    记者：在时隔18年后，去年中央1号文件回归“三农”，今年的1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确实令人鼓舞。 

    钱克明：是的。连续两个1号文件对于我国的农业政策设计而言，是历史性的转折，扭转了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政策导向，启动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全新的农业政策架构。 

    记者：去年农业生产出现重要转机，但正如今年1号文件指出那样，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消除，您认为这“深层次矛盾”到底是什么？ 

    钱克明：我认为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我国农业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不足；二是单位资源的生产能力不足。而要解决深层次矛盾，一是要通过种种措施提高城市化水平，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使农村人均占有资源得到明显提高；二是要落实1号文件，增加对农村的公共投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提高单位资源的生产能力。 

    记者：今年1号文件提出“农村改革和发展仍然处在艰难的爬坡和攻坚阶段”，您怎样认为？ 

    钱克明：深化农村改革在很多方面还只能说是刚刚“破题”，就长期决策而言，未来我国农业政策的重点是要学会做好“除法”，即以制度建设为重心，消除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及乡镇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使我国农业行政管理及支持政策规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同时扶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加快农村土地、金融及其它要素市场的培育，为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就完善政府管理农业的方式来讲，建议以1号文件中的核心内容为基调，将其中的成功经验和有效措施上升到法律层面，使政府对农业的管理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保证农业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可以节约每年政策制定、动员、宣传和执行的成本。（人民日报/记者　禹伟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