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发展是二次腾飞的主引擎

　　党的十八大确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对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全面部署，十八大报告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中国未来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到2020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阶段性目标。

　　我们应通过什么路径实现这一目标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走的发展之路。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完成了第一次经济腾飞之后，我们应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用十年、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来实现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腾飞，第二次腾飞要靠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既要强国，更要富民。因此，人口、土地和资金是影响我国经济第二次腾飞的重要资源和关键要素。

　　当前，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近9亿是农村人口，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因此，“三农”问题的解决将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一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前30年，中央政府采取的是集中财力、物力加快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不仅对农业投入不足，而且采取了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的剪刀差，将农村大量的资源转移到城市。虽然，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实现联产承包方式，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是，由于经济杠杆作用及各类政策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的资本、资金投入和资源仍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出。

　　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经济虽然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是资金却通过多种渠道在城乡间流动。按经济学的观点，农村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如果不存在政策偏差或制度扭曲，应该是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而资金从城市流向农村，但现实情况却是劳动力和资金同时流向了城市。学者章奇、黄季焜的一项研究表明，按可比价格计算，1978年至2000年，通过各种渠道外流的农村资金达到28400亿元，其中通过金融系统流出的资金占40.4%。2006年底，我国农户在农信社存款282805.1亿元，而农户从农信社获得的贷款为5666.9亿元，存差23138.2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土地资源相当稀缺，人均耕地仅及全球人均耕地的30%。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首先，我们不可能按照欧美国家发展农业的方式即大农业方式解决我国的农业生产问题。我国农业生产必须采取资本和劳动力双密集的方式，即精耕细作。在单位面积上做到更多的产出。在欧美国家，一亩地每天投入一个劳动力，而我们一亩地每天则要投入10个劳动力，甚至更多。在资本投入方面，欧美国家多采取自然牧放的方式，而我国则必须使用诸如大棚、种子优选、施加化肥等农业技术。而目前，我国有1.58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使得农村的精壮劳动力并没有投入农业生产，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由留守家园的老少劳动力承担，他们既缺乏农业技术，又缺少资金，生产效率相当低下。

　　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效率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细碎化。改革初期，各地按人口划分了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的数量，虽然有些已经转包，形成了一定规模，但与城市的大生产仍不匹配，况且，单一农户对土地基本建设设施投入不足，市场需求不清，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由于土地细碎化，在农田之中又增加了道路等非农占地，使国土资源得不到充分使用。事实上，土地细碎化造成了我国土地利用上的浪费，浪费了大约3%至10%的土地有效使用面积，土地生产率降低15.3%。

　　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我国农业现状，应积极推动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即将农田连成片，由专业的农业公司进行生产。这会遇到三个问题，其一是土地承包权的问题，其二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其三是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浙江、江苏等地已很好地解决了这三个问题。即改变农民的居住方式，将土地集中交给专业的农业公司经营。土地由专业的农业公司经营，其实力大大超过了单个农户，无论是基础投入，市场把握，还是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都是单个农户所不能比拟的。据了解，在苏州，有些农田亩产超过4万元。农民的集中居住，则大大改善了生活条件，并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保留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使农民在脱离农业生产后，仍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我国城市的社会保障尚且不能全覆盖，遑论农村，而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保留，则为农民提供了直接的生活保障。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土地承包权50年不变是何等的英明。还有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消化安置问题。在农民居住的小区周边建立工业园区，与当地资源或农副产品特色相结合，形成产业链，增加农村的价值创造。同时，吸纳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农民集中居住的小区的服务业则全部由农村富余劳动力解决。

　　浙江、江苏等地的做法并不一定适应全国其他地区，或者说就现阶段来说，不一定合适，这里有两个必备的条件，第一是当地政府有充足的财力，以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第二是该地区有足够数量的外出打工者，即有足够数量的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恰恰因为这两个必要条件，使此项工作的过程可能延至10~20年，这10~20年正是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另外，随着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的推进，还将不断大量释放富余农业劳动力，我国仍将享有10~20年的人口红利，从而避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达到富裕国家的标准。

　　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正从过去的10%左右下降到7%~8%，在未来20年保持“次高速”增长的最大潜力是城镇化。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城市的出现恰恰是因为农牧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形成了剩余产品的交换，同时分离出部分劳动力从事其它产品的制造。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产品交换的需求而逐渐形成了城市。我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0%以上，不难理解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的前提和方法，都需要解决好“三农”问题。

　　事实上，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城市离不开农村，同样，解决“三农”问题也离不开城市。要形成城市的资源、资金、技术反哺农村和农业，同时城市又要不断地吸收农产品，以使农村经济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农村和城市交换及其共同发展需要一个结点，这个结点就是“县”。

　　司马迁《史记》说：“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县乃国之基，我国2861个县(市)是中国之根基，县域经济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发展。作为区域经济的主体之一，县域经济是“十二五”时期的发展亮点和热点。县域生活着大部分人口，是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单元;县域涵盖城镇与乡村，是承上启下、沟通条块、连接城乡的枢纽;县域兼农业与非农业产业，是宏观和微观，城市和农村的结合部，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关键。

　　通过推动农村地区社会事业的发展，使农村地区的居民获得更加公平和充分的发展机会，以农村经济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以及农村地区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等，这些都是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支持，要由县级政府实施和实现的。因此，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重要支撑，县域经济既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集合部，又是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交汇，还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值得注意的是，县级政府是有财政支撑的最基层组织，它有能力和责任为居住在县域的居民和各类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解决“三农”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资金的支持。我国的农业经济一定是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劳动力的投入基本没有太大问题，而资金投入则是个长期没能得到解决的大问题。

　　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农民小康，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换言之，“三农”对资金的需求很大、很迫切。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应有大量的资金涌入才对，而事实恰恰相反，城市的资金不仅很少流入农村，还通过各种渠道将农村的资金像抽水机一样抽入城市。

　　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市场的作用还不充分，主要是资金的价格并非完全市场化，例如贷款利率并没有完全放开;第二，在县域及农村地区，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难以吸纳大量资金，无论居民个人还是企业，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生活和生产的成本都很高;第三，银行经营理念及其信贷文化。银行作为一个企业，一味追求自身利润，而忘记了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具备的社会属性及其功能。在社会属性的范畴内，银行是以资源配置和调剂的角色存在的，不充当这样的角色，银行的存在就缺少了必要性。目前，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普遍存在着重视第二还款来源而忽视第一还款来源的倾向，即要求几乎所有的贷款都要有抵质押物或者担保。而小微企业和农户恰恰不具备这些条件。银行说到底是为企业服务的，企业经营成功则贷款回收没有问题，而银行采取的是舍本求末的方式。其实，一个社会的公平，首先是人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都有得到社会帮助的权力，越是“弱小”的则越需要社会的帮助。银行的做法仍然是帮助“强大”，限制“弱小”，殊不知，小微企业和“三农”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指标，更是社会发展指标。

　　县域经济的科学发展，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要善用和利用好现代金融手段，充分发挥金融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服务支撑作用。做好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应从政策上加大县域金融改革和扶持力度，金融机构要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大力建设好县域信用体系，健全“三农”小微企业担保体系;县级政府要探索建立产业链融资平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商业银行要大力推进金融创新，培育适应县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创新信贷模式和金融服务产品。

　　总之，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做好县域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工作，我国的县域经济将迎来新的突破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