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过灌阳文市镇

1931年至1934年间，红军曾先后三次过灌阳县文市镇，即红七军主力北上途经灌阳文市、红六军团西征途经灌阳文市和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灌阳文市，使文市镇这片黑土地深深地烙上了红色印记。

红军一过文市镇：1931年1月5日至6日，红七军主力北上途经灌阳县文市镇。1930年9月，红七军前委决定执行中央原定“向中心区域发展，与朱毛红军汇合”的战略计划。11月上中旬，经过河池整编后，红七军主力6000多人从河池出发，踏上艰苦的北上征途。经广西天河（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县域）、长安（今融水、融安一带）、富禄和古宣（今三江）、龙胜以及湖南省绥宁县、武冈一路征战后，向新宁前进并折回广西全县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地）。1931年1月5日凌晨，红七军离开全县（今全州县）县城，向东南经全县蒙家岭、百板洞、大田进入灌阳县文市地域陈家坪、王道、勒塘、老屋㟖一带，并在该地宿营。此时全军4000多人，下辖两个师、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教导大队，红七军指挥部设在王道村祠堂里，主要有邓小平（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李明瑞（总指挥）、张云逸（军长）等。红七军在驻地张贴布告、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政治主张，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实行土地革命。红七军在王道村休整一天后，6日早上离开驻地，经桂岩、五里坪、阵北从永安关出灌阳境进入湖南道县，并在永安关击败湖南道县地方反动武装组织的一个排。

红军二过文市镇：1934年9月2日至3日，红六军团西征途经灌阳县文市镇（当时的实际称呼是“向西突围转移先遣队”“红六军团西进”，后来的史书上称为“西征”）。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屡战不利，在这严重的情况下，党中央和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为此，1934年7月23日，中央和军委命令任弼时（军政委员会主席）、肖克（军团长）、王震（政治委员）领导的红六军团首先退出湘赣根据地，作为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先遣队。当年8月7日任弼时、肖克(亦作“萧克”)、王震等率领红六军团9700多人由湘赣苏区的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突围，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红六军经湖南桂东县、汝城县、零陵县（今零陵区、冷水滩区）、阳明山区、嘉禾县、宁远县等地一路征战，于9月2日拂晓从道县地域向湘桂边的蒋家岭发起攻击前进，为避免腹背受敌绕道沙田，从清水关进入广西灌阳境的马山、斜水（这两地时属灌阳县，今属全州县）、五里坪、桂岩一带，在桂岩村山上宿营一夜。3日凌晨红六军团前锋从莲花塘、社拐向文市街进军，上午占领灌江浮桥，主力顺利渡过灌江，经西就、瑶上、岩头坝一带进入全州境。期间，桂军第十九师师长周祖晃率领两个团于下午到达文市的灌江东岸，向红六军团发起攻击。为此，红六军团留下后卫第五十三团和第五十团的一个营在文市阻击和迟滞追敌。战斗到黄昏时分，红六军团后卫部队已完成迟滞追敌的任务，即撤出战斗。桂军经此打击，不敢再追。红六军团后卫乘夜从灌阳境大祖山进抵全县（今全州）的石塘地域归还主力，在余水田联一带宿营。这样，红六军团西征在文市一带进行了两次阻击战（9月3日下午红六军团后卫在灌阳文市灌江东岸和河西相继阻击桂军），牺牲了100多名官兵，其中团以上干部主要有2人：红十七师第五十团团长刘式楷、五十团政治部主任（资料缺失，不知其名）。文市是红六军团西征进入广西第一站，打响了红六军团在广西系列战斗的第一枪。

红军三过文市镇：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灌阳县文市镇（当时不叫“西征”，更不叫“长征”，其实际称呼是“战略转移”“突围”“西进”等，是后来才称为“长征”）。在红六军团西征两个月后的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等军团和后方机关共8.6万余人，从江西瑞金和福建长汀等地出发，开始进行战略转移。当时目的是去湘西北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于11月23日作出进军广西决定，25日正式决定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根据这个总的部署，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后方机关分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第一纵队沿道县、蒋家岭、文市向全县以南前进；第二纵队经雷口关及文市南面前进；第三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继占领灌阳之后向兴安前进；第四纵队经永明（或绕过永明县城）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后来实际改变了原计划四路进军的局面，形成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随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广西灌阳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主要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中央红军总部、红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下辖红一、三、五、八、九5个军团）等。其中作战部队计有12个师、36个团，共计7万余人；武器装备有各种步枪35000多支，轻重机枪750余挺。

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历时的天数为13天，即从1934年11月25日开始，由湘、桂交界的永安关、雷口关陆续进入灌阳境，至12月7日，最后一支部队（红三十四师余部）离开灌阳，期间主要在灌阳县的文市、水车、新圩三个镇进行军事活动。其中中央红军长征过文市镇的基本情况是：11月25日，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主力从永安关进入灌阳境文市地域，途经阵北、五里坪等村到达桂岩。26日，红一军团主力经社拐到达文市街，前锋第二师向全州方向前进；随红一军团行动的第一纵队从永安关进入灌阳文市东南的玉溪、月岭一带（还有一部分进驻桂岩一带）。27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和军团部从文市灌江东岸西渡，经西就、瑶上、岩头坝进入全州；中央军委第一纵队一部在玉溪、月岭休息，一部到达文市街。28日，在湖南道县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一军团后卫第一师，经永安关进至灌阳文市一带。29日，红一军团后卫第一师离开文市向全州前进；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午后分别沿永安关、雷口关进至灌阳文市、水车一带；红九军团从雷口关进入灌阳后，经水车赶到文市渡过灌江，向全州前进。30日，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六团在泡江将防务交给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第六十二团后，经文市进入全州；红五军团第十三师从文市急行军赶往全州抢渡湘江；红八军团由水车经文市向湘江急进。当日晚上，红八军团进入灌阳水车短暂休息后，星夜向湘江地域前进。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期间相继展开了一系列战斗，其中在灌阳文市主要是红一军团后卫第一师和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同桂军一部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进行阻击战。灌阳文市、水车并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的第一站，其中灌阳县文市镇玉溪村还是中央红军长征在广西首次制定民族政策之地。

必须要指出的是，有当地党史工作者在近年来的红色旅游开发和红色文化宣传中，张冠李戴地错位宣传说，毛泽东是从湖南道县进入广西灌阳文市镇桂岩村，并在桂岩村住宿。事实上，博古、周恩来、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随中央军委第一纵队行军，跟进红一军团从湘桂边界的道县、灌阳交界的永安关进入广西灌阳文市镇的北流、五里坪、玉溪、桂岩（一部分进驻玉溪、一部分进驻桂岩）；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中央党政军机关干部随中央军委第二纵队行军，跟进彭德怀三军团从湘桂边界的道县、灌阳交界的雷口关进入广西灌阳水车镇的东流、宾家桥（亦称滨家桥、丁家桥）、腊尾底一带（行政村为同德村），经文市镇月岭（亦称望月岭）、雷公岭进入全县地域（今全州县域）。由此可说，毛泽东并没有经过灌阳文市镇桂岩村。

红军三过文市的深远历史影响作用

红军三过文市积淀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密切了军民关系，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不断激励灌阳各族人民沿着革命和建设道路前进。

首先，积淀了丰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许多印记了红军精神的著名遗址、遗迹和遗物，陪伴着文市的青山绿水，永驻人间。其中文市镇王道村的红七军司令部旧址、文市街的红军亭、桂岩红军岩等见证红军三过文市的历史；文市镇田心村的红军标语，印刻着党和红军的历史记忆；文市镇的红军亭和玉溪村祠堂还见证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深和民族团结。红军三过文市所积淀的红色文化资源，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红色文化旅游的发展。在脱贫攻坚阶段，红色文化旅游曾一度成为文市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在如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中，红色文化旅游必将继续秉承发展优势，成为文市人民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力举措。

桂岩红军岩。 何成学  摄

其次，密切了党群和军民的深厚关系。党和红军针对国民党桂系集团进行的反动宣传，采取宣传革命思想、制定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发动带领群众镇压土豪劣绅、帮助群众解决困难、严明纪律、发动和支持群众起来革命六条举措，形成了党群和军民鱼水情深的关系。其中红军在途经和宿营过的桂岩、文市、西就、瑶上、月岭等村庄的墙壁上书写了“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红军是抗日的武装”等数千条标语，散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告白军士兵弟兄书》《革命歌谣选集》等宣传品。中央红军长征总部在文市镇玉溪村制定了具体的民族团结政策，如《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和《对苗瑶族民的口号》13条等，特别是《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对我们党在长征途中制定有关彝族、藏族、回族等相关的民族政策具有指导性作用，成为我们党的民族政策重要蓝本。红军在文市镇玉溪村热情接待了桂北瑶民起义首领凤福山派来的代表俸永太，高度赞扬了瑶民的斗争精神，鼓励支持瑶民的起义斗争。同时，红军嫉恶如仇，在文市沿途的桂岩、勒塘、文市街、西就、月岭等村庄，先后打击镇压了数十个作恶的土豪劣绅。

文市田心村红军标语。 何成学 摄

党和红军采取的六大举措，赢得了文市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他们从各个方面支援、帮助红军。一是支援红军作战。红七军主力北上途经灌阳向道县行军时，文市镇木老村村民王锡光和王科益深夜步行70多里，到湖南道县边界为红七军打探军情。二是青年农民参加红军。桂岩村的青年蒋长元，看到红七军路过村边，他联络何苟宗以及地主家的丫头来寿等人，共同加入红军的队伍；中央红军长征过灌阳时，文市镇望月岭村一唐姓地主家的一个丫头，逃出火坑，当上红军女战士。三是为红军架桥、抬担架。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文市后，为帮助红军抢渡灌江，当地100多名群众自告奋勇冒着严冬刺骨的江水给红军架桥，并从自己家里扛来木料，甚至门窗、床架、桌凳。四是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掩埋红军英烈遗体。红军三次过文市，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浴血奋战，队伍中有不少的红军伤病员、失散人员和英烈，当地群众冒着“通匪、窝匪、济匪”被杀头的危险，主动保护红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掩埋红军英烈遗体。其中文市大车田村村民将红三十四师20多个被打散的战士分散接到自己家里，保护下来。

再次，红军三过文市的革命精神是新时代文市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战争年代，我们党和红军依靠这种革命精神在文市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粉粹了敌人围、追、堵的罪恶阴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广西考察调研中强调指出，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中国革命能够成功的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传承和弘扬红军三过文市的革命精神，重要的是把这种精神转化为文市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软实力，为新时代文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要立足新的起点科学确立文市的发展定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文市科学发展，在全国掀起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潮中展现出新作为。

（作者系中共广西区委党校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光明日报光明理论专家、广西党史特聘专家、广西民族宗教咨询委员、广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自治区党校基地办主任、广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广西中国国史研究会副会长、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长征精神研究》副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