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一)我国城镇化水进一步平提高
197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17.9%,生活在城镇的人口约为1.7亿。2014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比2013年末增加了1800多万,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有将近7.5亿人生活在城镇。
图表 2011-2014年年末人口数及其构成 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城镇化对县域经济的推动作用
1、城镇化是实现县域农业现代化的加速器。
首先,现代化的农业是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点。从发达地区农业发展历史看,大部分地区都是通过发展城镇化,使农民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促进农村有限土地集中耕种,从而提高土地的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出效率,促进农业的发展。其次,随着城镇化的步伐加快,城镇人口的增多,生活质量的提高,刺激了更多种类的农产品如牛奶、肉食、蔬菜和水果消费的迅速增长,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反哺”农业,加速农业的资金积累,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2、城镇化是实现县域工业化的载体。
中投顾问在《2016-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是当前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题。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二者相互促进。伴随城镇化的发展,人才、资金、科学技术、社会服务向城镇聚集,随着新技术、新装备、新产业、新知识的发展,工业企业的集聚度不断提高,同时新的信息技术不断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升,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3、城镇化是转变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助推器。
首先,城镇化带动消费持续增长,如果有20%的农村人口转为城镇人口,新增加的城镇居民将使县域消费总需求增加近20%。其次,城镇化需要不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实现绿化、亮化、美化,为城镇居民营造优美人居环境的同时,大大优化了经济发展的硬环境。城镇建设的投资实质上是促进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过程,促使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变。最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功能进一步提升,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体系更加完善,这些成果为人们认识新事物提供更多机会,对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巨大影响。城镇不仅是县域范围内现代文明的载体,更是新观念的辐射源。对新事物的不断接受和认识,推进人的观念更新,带动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
4、城镇化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
围绕“三农”,许多专家学者一致提出“要致富农民,必须减少农民”的观点。事实证明,要使当地农村劳动力资源不流失,实现在本地转移,使农民在家乡能够力有所使、才有所用、心有所归、身有所属,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就必须为他们干事创业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为其生产生活创造优越的环境。而这一平台的搭建和环境的创造,只有通过加强城镇建设来实现。城镇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镇的经济快速发展,辐射和带动功能不断增强,推动工业发展,服务业繁荣,不仅为农民走进城镇生活提供了优良的人居环境,随着就业渠道的拓宽,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城镇就业。
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趋势展望
(一)概念经济转型和升级
中投顾问在《2016-2020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及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概念经济是以得到公众认可的概念为依据,而展开的经济活动的总和,是一个地区增强发展动力和合力的关键变量。党的十八大推出的一揽子改革计划,特别强调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就使得县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乃至概念经济的生发机制,也在相应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里有两种情形。对于后发地区县域来说,应加快推动跟随性概念经济向特色化概念经济的转型,改变过去那种盲目克隆先发地区模式和经验的跟随性概念经济,如“工业立县”、“兴工强县”等概念,破除路径依赖,把重点放在有利于实现县域经济特色化和绿色转型发展这个层面。对于先发地区县域来说,应加快推动粗线条概念经济向精细化概念经济的升级,重点应放在有利于实现县域经济向都市圈经济、城市经济升级,由发展县域向经营城市或城乡转型这个层面。
(二)产业发展市场化导向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其后发地区的挑战和回应框架内指出,落后的构成要素主要有制度障碍、工业劳动力短缺、资本短缺、先进技术短缺、企业家人才短缺。后发地区县域在某种意义上还正处于产业发展的“要素缺失陷阱”之中。为发展县域产业,应大力引导本县在外务工的经商能人,带着项目、资金、技术、市场和先进理念,回乡办企业、干事业、创家业,以回乡企业为主体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同时还要强调产业集群化的承接和培育,使产业真正扎根在本地土壤中。对于先发地区县域,则要积极推动主导产业的优化升级,推动与周边县域的产业整合,构建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城镇经济群,最终形成完善的区域产业生态体系。
(三)注重区域定位与空间优化
“十三五”期间,县域在区域空间发展再定位上,应重视三个关键性的战略异动因素,即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空间洗牌效应、高铁经济的带动效应以及沿边开放的区域竞争效应。在县域内部空间上,则应结合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优化县市全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具体来说,一是实现产城融合发展;二是引导农业人口梯次转移,兼顾就地城镇化,空间分布坚持紧凑集中与有机分散相结合;三是划定生态红线,实现生态空间的分类、分级管控,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
(四)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
“十三五”时期内,县域层面改革的主线是执行型改革,重点是抓好区县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以及深化农村综合改革。首先,以行政审批改革为突破口,推动区县政府职能转变。在法治框架下,大力实施简政放权,切实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其次,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推动强镇扩权改革。在城镇化空间目标有限的前提下,选择经济强镇,推进强镇扩权改革,进一步完善县乡两级政府间的体制关系。最后,以城乡统筹发展为目标,推进农村综合改革。以农民出村进城落户、农业经营模式转换、农村村落布局调整为三个关键抓手,推动农村土地改革、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培育、小城镇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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