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员2人，要求已婚，有子女，高中毕业，35岁以下，有保育员上岗证者优先。”“营业员4人，女，20—26岁，中专以上学历，五官端正，待遇800元。”……每天，南宁市劳动力市场职介大厅外总是人头攒动。有的人仰着脖子一遍遍默记外墙LED屏幕上滚动播放的招工信息，还有的人抱着笔记本挤到招聘公示栏前，把新贴上墙的招聘启事逐条抄下。火车站就在马路对面，不时可见拖着行李箱的女子飞奔而来，略显疲惫的脸上难掩兴奋和希望。漂在城市，女农民工们怀揣怎样的就业梦想，她们曾经面临怎样的生活困境，他们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1.竞争激烈一职难求
2007年底至2008年10月，自治区妇联和自治区高院联合开展了广西女农民工权益保障专题调研，调查显示：广西13个市（除桂林市）共有女农民工53.79万人，他们多为区内的青壮年和已婚妇女，是农村家庭脱贫的主要力量。
随着珠三角地区就业形势日趋严峻，今年春节后回到广西各主要城市寻求工作机会的农民工与日俱增。在激烈的角逐中，暴露出不少女性在求职心态、职业技能等方面的不足。
“到南宁市劳动力市场求职的人员中，农民工约占65%。而从求职者们上交的求职信息登记表来看，拥有职业技能培训证书的人不到5%。”南宁市职介中心副主任赵斌告诉记者，由于学历偏低，又缺乏职业技能，很多女农民工只能从事技能单一的工作。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多从事餐饮、保健、娱乐等服务行业；因现在用人单位大多在招聘信息中限定了35岁的年龄上限，30岁以上女性的工作机会大大减少；而“4050”以上女性就业面比男性更窄，通常能选择的行业只有家政服务、洗碗工、物业保洁员。尽管家政服务行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收入也不错，但碍于“家政工作低人一等”的旧观念，并不受中年妇女的青睐。
竞争激烈、就业面窄，使得女农民工在工作中普遍遭遇超时工作、工资待遇低等问题。调查表明，女农民工每天平均劳动时间都超过8小时，平均每月休息时间3天，私营和个体工商户工作超时的现象比较严重；13个市女农民工的平均月工资在650元左右，76%以上的女农民工工资收入在600元以下，有35.5%的人平均月工资在500元左右，28%的人月工资在700元左右。
2.漂在城市的住房梦
燕子岭，南宁市农民工聚居区之一，以房租低廉著称——街道两旁拥挤仄逼的红砖旧楼房约130至180元/间；刚粉刷过的崭新平房约230元/间。
“我们家是整个燕子岭生活水平最低的，因为我们连150元的房间都租不起。”黄小岑自嘲地说。在一片拆除违章建筑后遗留下的瓦砾堆中，孤零零地矗立着黄家的屋子——确切地说，是一间用石棉瓦、废木板、旧轮胎拼搭而成的棚户，透过木板之间的缝隙，可以看到屋内挂着一床蚊帐，黄小岑的妈妈又病倒了，躺在里边休息。房前屋后散布的废塑料、空酒瓶和近百双破鞋子，在太阳下散发出刺鼻的臭味。这些废品是黄妈妈辛苦收集回来的存货，原想等价格高一些再出手，不料受金融危机波及，废品价格一路走低，“去年底收的货全赔本了，现在还卖不完。”离棚户十米开外的地方，还有一座用木条搭起的小棚子，供黄小岑10岁的妹妹看书写作业。此时，小女孩正专注地画着一座房子，粉色的墙壁，黄色的尖顶，蓝色的门窗。
“我还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就跟着妈妈来到南宁了。”20岁的黄小岑已无法描述远在钦州农村的老屋是什么模样，她的记忆中没有稻田和果园，有的只是母亲在水泥森林边上拾荒的佝偻背影。几年前，由于父亲突然抛弃了母女三人，母亲靠收废旧、打散工独立抚养两个女儿，并坚持要供她们完成学业。作为在城市里长大的农民工第二代，黄小岑和妹妹既没有南宁户口，也没有资格回老家分田地。
中专毕业后，黄小岑一面读函授大专课程，一面在高新区从事物流工作，月工资1000元。为方便工作，她在公司附近与人合租了一套房子，除去房租、学费及日常开销，她每月只能省下一两百元给妈妈补贴家用。“妹妹在燕子岭小学读三年级，现在农民工子女入学也能享受义务教育，不用再支付昂贵的借读费，我也松了一口气。”
不久前，燕子岭居委会听说了黄家母女的遭遇，随即在居委会用地中免费腾出了一块平坦的三角地，允许她们在那里重新搭建一个棚屋，并继续经营废品收购生意。“日子正在好起来。”黄小岑说，“但我们没有南宁户口，无法享受到这里医保、低保、廉租房等救助政策。妈妈身体越来越差了，我希望她也能享受到社会福利，在一间有门有窗、遮风挡雨的房子里安度晚年。”
3.无限推迟的婚期
2月21日下午，黄妹莲又一次出现在南宁市劳动力市场。她先在职介大厅里转了一圈，确认近期将要召开的专场招聘会。随后走出门外，把视线集中到公告栏墙上密密麻麻的招聘启事上。看信息的人越来越多，瘦小的黄妹莲渐渐被人群挤出了圈外，她叹了口气，走向树下一个用板凳架成的简陋报摊，花3元钱购买了一份登满招聘信息的报纸。粗略扫了几眼，黄妹莲就将报纸扔给了蹲在不远处的男友林方砚。两人小声交换了各自收集到的情报，显得有些丧气。“我们来南宁找工作已经有半个多月了。求职登记填了不知道多少份，至今没遇到合适的单位。”黄妹莲理想中的“合适”单位，指的是“稳定，能学技术，有升职空间，月薪900元以上”的企业或公司。然而，由于只有初中学历，且没有突出的技术和特长，她的履历在浩如烟海的求职信息中难以引人注意。
像大多数农村打工妹一样，黄妹莲初中毕业后就离开武鸣老家，前往桂林、南宁打工，做过销售、罐装饮料加工、电动车拼装等工种，还与一同打工的老乡林方砚恋爱多年。起初，七八百元的月薪已经令她感到满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千篇一律的流水作业开始让她感受到恐慌：“我今年25岁了，村里同辈的女孩大多已经当了妈妈。但是我跟小林在城里每月几百元的打工收入仅够应付房租水电和伙食费，很难有多余的钱存下来，没钱没事业，根本不敢提结婚生子、进城买房。”工资低，工作流动性大，使大部分女农民工缺乏安全感。
去年一年，黄妹莲都在南宁市高新区一家电动车厂做拼装工，月薪约800元，受去年底金融危机影响，工厂订单量锐减，收入大不如前。春节前，她索性说服小林一同辞职回家，年后再回南宁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并打算只要新工作能稳定下来，两人就结婚。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年后的劳务市场涌入大量竞争者，黄妹莲对自己的贸然辞职感到有点后悔，她用力咬了咬嘴唇，说：“我们余钱不多了，这星期要再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六七百的服务员我也得干。结婚的事，以后再说吧。”
4.维权艰难 常吃“哑巴亏”
镜子里，轻易就能发现那名男客人不老实。肩颈按摩时，他突然将头一偏，“不经意”地碰到了洗头妹小云的胸脯。小云没出声，向后挪了挪，“他是熟客，老板的朋友，我得罪不起。”
洗头妹小云，在南宁市衡阳路上这家小发廊里工作半年有余，每月包吃包住工资700元。她已不是第一次遭遇客人的“咸猪手”了，“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当场就被吓哭，可客人不承认，还说我想敲诈他，为此我丢了饭碗，当月的工资也被老板借机扣光。”
从15岁离开岑溪至今，5年来小云换过七八份工作。曾被黑中介骗走300元押金；也曾在一家连锁粉店白干2个月后，被老板以“未成年人不能打工”的理由扫地出门；还因急性肠胃炎请假吊针，回来上班时却发现岗位已被别人顶替。“常常吃亏，但却不知道应该找谁帮忙，感觉特别无助。”
自治区妇联有关专家告诉记者，小云的遭遇在女农民工中屡见不鲜。由于就业时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薪酬待遇也只是口头约定，以致不少女工在发生劳务纠纷时处于劣势。当遭遇求职陷阱、拖欠工钱时，很多女性首先想到的不是向劳动监察部门寻求帮助，而是请上三五个老乡，上门与老板理论；年轻女性遭受性骚扰、“潜规则”时，又往往因担心失去工作，或不懂搜集证据，只能打落门牙肚里吞。
缺乏维权意识，没有自我保护能力，令许多女农民工的打工之路布满了艰辛。
5.多部门“撑腰” 就业有保障
2月26日，在宾阳县召开的“情系姐妹春风送岗位援助行动”女性就业专场招聘会拉开了南宁市2009年“三八”妇女维权周的序幕。不仅来自区内的80多家企业为妇女提供了2000个就业岗位，有关部门还在现场设点，免费为广大妇女提供法律咨询、健康义诊、宣传知识等多项服务。
近年来，拓宽妇女就业渠道，保障妇女权益等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司法、劳动保障部门、妇联等机构也纷纷开展调研和座谈，为进一步做好广西女农民工维权工作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供参考依据。赵斌认为，有了相关部门“撑腰”，女农民工不仅要挺直腰杆，更要端正心态，储备技能。
想要顺利就业，良好的求职心态是首要前提。劳动部门一贯主张先就业后择业。在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若挑三拣四就更难找到工作。“先有一份工作满足基本生活，再通过学习技术、积累工作经验，等到羽翼渐丰，就可以重新择业，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
提高劳动技能是增加就业机会的法宝。南宁市职业技术培训中心主任常华说，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很实际，就是为了多挣钱，很多人没时间和精力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然而在目前工作岗位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若没有一技之长，很难从众多求职者中脱颖而出。“企业、工厂通常开口就要找熟练技术工。没有技术的人往往面临工资待遇低，活儿脏、苦、累等现实问题。”据悉，考虑到女性身体条件难以胜任劳动强度过大的工种，区内各级劳动培训部门纷纷推出了适合女性的职业技能培训班，如服务员、物业、电脑、家政服务等课程。
选择合法的劳务中介机构，并与用人单位签订规范的劳动合同，能保障女农民工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赵斌说，在正规劳动力市场组织的劳务输出活动中，劳动部门都会要求用人单位与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女性农民工也应通过学习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主动向用人单位争取合法权益，捍卫自己的劳动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