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奥”与国际民歌节

　　“迎奥”是一件事，国际民歌节是另一件事，它们之间可有交集？有的。交集就是“国际”。音乐欣赏和体育竞赛，都可以成为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的没有语言的感情交流。

　　今年夏天遇到两位韩国女孩，互相语言不通，由女儿充当间接的英语“导体”，说到韩剧《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她们不知我指哪部剧，女儿又没看过，我灵机一动，哼出了几句片头曲，她们一下子点头大笑起来。不过几个旋律而已，我们好像已经谈过了关于他们国家、他们生活的许多了。可见在语言缺席的世界，一支乐曲有时能等同一个长对话。

　　歌唱本来就是人类一种简洁而诗意的“礼仪”，一门不需要背单词习语法的“世界语”。

　　与年轻人卡拉ＯＫ，他们邀请老辈人唱歌时，会很体谅地说：“唱个《喀秋莎》吧。”好像老一辈的歌只剩了寥寥几首《喀秋莎》、《三套车》或《山楂树》。

　　他们不知道，上世纪６０年代中国虽然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却有着一个可以算宏阔的音乐格局，那全仗了一本《外国民歌２００首》。那时一般大学生都会唱一二十个国家的歌，像印尼的《星星索》、古巴的《鸽子》、意大利的《重返索连托》、朝鲜的《阿里郎》、前苏联的《红莓花儿开》、罗马尼亚的《照镜子》、苏格兰的《友谊地久天长》……这些歌在中国可算经过了全面普及。奇怪的是，在文革之前，爱情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意识，而对外国民间情歌倒是网开一面的。

　　当时年轻人郊游或课余休息，经常几个人一起一曲接一曲地演唱外国歌曲。若从会唱不同国别民歌的角度比较，今天青年人音乐视野反该居下风，他们所唱的外国歌也许不少，但一般只是美国大片的插曲和一些欧美歌星的流行歌曲。

　　这难道不是给了国际民歌节在音乐格局上大大拓展的空间吗？

　　以歌曲旋律的独特韵致和歌词的诗情画意、活泼有趣而言，一国民歌的艺术魅力很难与各国民歌的总体魅力相抗衡。《外国民歌２００首》中的歌曲集萃了各个民族在传唱中积淀下来的精华，溶解着浓郁的民族性情，古老而新鲜。它们流动在不同国家的大街小巷、被频繁地剪辑进电视广播节目或广告，已如同“你好”“再见”这些最常用的日常语那样本国人人耳熟能详，以至在异国人群中忽然听到有人哼出本国的这种旋律，即使声源不过是他人的手机铃，都会突感距离拉近。就如同你某天在一座欧洲寂静小城的露天咖啡馆，无意中听到一位外国人自娱地哼出一曲《茉莉花》或《康定情歌》，觉得好像突然受到一位陌生人善意微笑的款待。

　　受邀为我区某个音像出版社出谋划策时，曾希望他们出版一种《外国民歌精选》，当时的想法只是满足老辈人的怀旧心理需求。但在举国迎奥操练英语的时候，出版一种精选的新编《外国民歌ＸＸＸ首》以及配套的音像制品，真的很是时候。如果在奥运到来之前，全国范围像上世纪６０年代传唱《外国民歌２００首》那样，普及一些各民族的“音乐世界语”，对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沟通，其意义不在小。这可以让国人在与各国运动员和观众邂逅之际，除了中腔中调地问一声对方国的“你好”之外，还能标准地哼出一曲或一句，甚或共同高歌一首客人们自幼熟知的歌，心灵的沟通会更加畅通迅速。

　　不妨设想某个中国孩子坐在阳台上熟练地或者哪怕是生涩地用小号吹奏《哎哟，妈妈》，而印尼运动员刚好从窗下经过时莞尔一笑的表情。那种在异国“他乡遇故知”的感觉，跟听中国国家歌舞团为他演奏同一支歌当然是不一样的。

　　这种新编《外国民歌ＸＸＸ首》的编纂，应该排除上世纪６０年代初阶级斗争环境对遴选曲目的干扰，扩大入选民歌的国别、风格范畴，同时注意调查歌曲在产地的知名度。一些近年特别受该国民众喜爱、优美易学的影视金曲（甚至包括《机器猫》片头曲一类在他国青少年中流传颇广的卡通插曲），也不妨入选。书及音像制品出版后，可以精选一部分在大小电视台电台播放供受众学唱。２００７年南宁国际民歌节之前，还可以举办群众歌会擂台（如两个方阵比赛各自会唱“多少国”民歌，唱得如何），或者举办跨省演唱外国民歌的“海选”，使国际民歌节舞台上出现中外民间歌手并肩演唱外国民歌的盛况，不仅打造了中国百姓在国际民歌节上的新形象，更为国际民歌节增加了国际性，这个事舍“天下民歌故乡人”的广西，又由谁来“操盘”？这将是广西民歌节对奥运，对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心灵交融的大贡献。

　　如果２００８年圣火点燃，友朋云集，中国年轻人的音乐视野仅限于《披着羊皮的狼》《你到底爱谁》《桃花朵朵开》之类流行歌曲（这些歌曲不仅旋律缺少变化，且内容涉及的都不过是小儿女小情事，套用一句《红楼梦》语言概括，“一团私欲愁闷气色”），则在世界各民族代表人的眼中，中国人原来就只关心了解这样小的一个世界，心灵的形象不是太过干瘪委顿无精打采了吗？

　　办奥运，在世界面前做一个热情东道主当然很重要，但是通过办奥运学习世界亲近世界，拓展狭窄的自我，从情感深处联通世界，把自己的心灵变得更优美更善解人意，这也许是民族性格上的更重要的建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