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与县域经济

孟宪江

　　中部区域概念的演变是与国家区域战略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区域划分长期沿用沿海和内地两分法，“七五”时期提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时才有中部地区的概念，所以当时中部是按九省区来划分的，即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可以看出，那时的中部“九省说”实际上是一个地理的概念。

    自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内蒙古“西进”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2003年国家又实施东北振兴战略，黑龙江、吉林毫无悬念地享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政策。在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中，这时区域划分已上升为某一地区享受政策差异的划分。

    剩下的中部六省实际上演变为一个政策概念上的中部。

    中部的“塌陷”。2003年，东部11个省市GDP的增长速度是12.87%，中部6个省是10.36%，西部12个省市区是11.25%，而各个省市区的平均数是11.97%。从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目前中部六省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从2001年的20.2%下降到2003年的19.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生产总值之比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1.4扩大到目前的1：2.7，中部六省每平方公里创造的生产总值仅为长三角的1/8，珠三角的1/10。

    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也许更值得关注。自1999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近6年来，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中部，其显著特点是投资增长速度带动经济增长。中央用于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性建设资金和政策性引导、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加快了西部的经济发展。

    与此同时，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已经启动。一批老工业改造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迅速成为区域振兴的强心剂，银行大量跟进贷款，国家用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债资金成倍增长。当东北实施了增值税转型、社会保障改革试点后，沿海许多企业蜂拥而至。如此一来，原本工业经济实力就比中部强的东北，将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区域的另一重要增长极。

    显然，在东部、西部和东北三大政策区域的挤压下，中部地区陷入一个国家区域政策的“塌陷区”。造成“中部塌陷”的原因有许多，但市场力量和有关政策的双重挤压是两个不可忽视因素。

    中部与东部的差别更多地体现在县域经济的差别。根据对“第四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结果”的数据进行分析，在综合经济实力的对比中，中部与东部在县域经济的差异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中部六省在第四届全国百强县(市)中，占5席，而东部沿海的八个省份(不含直辖市)则占到了91席，是中部的18倍；中部与东部在县域平均人口相当的情况下，县域平均GDP分别为29.28亿和64.04亿，平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1.045亿和2.575亿，人均GDP分别为5253元和10598元。从这几项经济指标看，东部基本上都是中部的两倍。另外，从发展的速度和趋势看，中部499个县域单位，有35个表现为明显下降特征，占到了全部县(市)的7%以上，而东部要好得多，仅占到了1.5%。

    这些数据正说明了中部县域经济的薄弱已成为缩小中东部地区差距，实现中部崛起的重要瓶颈。表明了只有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才能促进中部地区的长远、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