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的时代使命和战略选择

    编者按   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的区域经济，它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党的十六大强调：“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
    此后的几年里，《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又多次对发展县域经济进行了强调。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十一五”规划也提出：“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壮大县域经济。”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也受到各省市自治区的高度重视。在2006年，全国有24个省市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述到“县域经济”，超过2004年和2005年的22个。
    县域经济的内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中越来越丰富。“十六大”以来，县域经济与农产品加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劳动力有序转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工作紧密结合。
    本文对县域经济的时代使命进行了深度论述，目的在于阐明发展县域经济的时代意义和必要性；而对县域经济总体实力的综合审视，表明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可能性；在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原则和战略思考，可资县域经济决策者参考和借鉴。

上篇：　时代使命

    我国的县制萌芽于西周，产生于春秋，发展于战国，定制于秦朝，兴盛于当代。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县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实体，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中始终居于重要地位。
    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在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县域的概念已经相对模糊。但是在中国，由于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县域经济无论是在国民经济还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仍然至关重要。连续五届的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结果显示，县域经济与非县域（中心城区）经济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从2000年到2004年，全国县域人均生产总值分别是当年全国平均数的71.2%、71.0%、72.8%、74.8%、77.4%。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首次正式提出了“县域经济”的概念。5年来，有关“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号召多次出现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一号文件中。“十一五”规划也明确指出：“扶持县域经济发展，注重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壮大县域经济。”
    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如此重视县域经济的发展？因为，县域经济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更重要的是，县域经济还担负着一系列重大的时代使命。
    首先，发展县域经济，是反贫困的需要。
    反贫困是世界性的艰巨任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诸多原因，贫困一直困扰着中国。而贫困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县域。
    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为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为了集中使用扶贫资金，有效地扶持贫困人口，中国政府于1986年第一次确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标准。1994年，中国政府重新调整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共有592个，分布在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此后，中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扶贫开发政策措施，主要是围绕解决国家重点扶持县贫困群众温饱而制定的。  
    从1978年到2000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3000万人，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到3%左右，中国政府确定的到二十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  
    但是，我们面临的反贫困任务依然艰巨。时至今日，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2000多万，而且绝大多数生活在贫困县、贫困村中。缓解和消除贫困仍然是中国今后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解铃还需系铃人。要彻底解决中国县域的贫困问题，最终只能靠发展县域经济来解决。
    其次，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六大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党的十六大还具体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经济目标是：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健全，社会就业比较充分，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难点在农村，重点在县域。县城是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是连接城市和农村的纽带。只有县域经济才是城乡统筹的经济；只有发展县域经济，才能真正实现城乡统筹。要使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必须靠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来实现；要实现“翻两番”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发展壮大的县域经济作为支点。因此可以说，没有县域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
    第三，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
    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温家宝总理强调：“继续调整农业结构，积极发展畜牧业，推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把壮大县域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应有之义。
    第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推动城镇化的原动力。
    对于城镇化的含义，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比如，人口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地理学理论认为城镇化是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地区的过程，是一种在地域空间上的转换；社会学理论认为城镇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生活方式向城镇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城镇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从经济学角度看，城镇化则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变为城镇所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即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变。上述不同学科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城镇化的本质特征，而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一种城市化的过程，都必须以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作为推动力。
    纵观当今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被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达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但是，中国城镇化的水平不仅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也大大落后于同等发展中国家，落后于自身的工业化。
分析认为，中国城镇化的滞后，根本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要提高城镇化的速度，必须以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为动力。没有农村的城镇化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城镇化模式，而应该充分发挥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小城镇是乡村头，城市尾，是城镇化提速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上意义重大。

    中篇：县力审视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最辽阔的国土在县域，最广大的人口在农村。 有关资料显示， 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全国县级行政区划有2861个（不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其中：市辖区845个，县级市374个，县1470个，自治县117个，旗49个，自治旗3个，特区2个，林区1个。全国县域内陆地国土面积874万多平方千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4统计)，占全国陆地国土面积的94.0%，全国县域内人口达9.1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9%。可以说，解决了县域经济发展的问题，中国的发展问题也就基本上解决了。
    对照县域经济所肩负的时代使命，中国县域经济的现实状况可以说是喜忧并存。 
    据有关资料显示，2004年，全国县域经济的生产总值达7.71万亿元，占全国GDP的56.31%；人均生产总值为8150元，是全国的77.4%；人均生产总值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100个县域的15.8倍；县域经济的地区生产总值，平均38.44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平均1.32亿元。
    县域经济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反映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艰巨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县域也拥有着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
    首先，县域是工业资源的基地。县域资源是国家资源的基本构成部分。土地、矿藏、森林、水源等自然资源大都集中在县域。没有县域资源在国家资源中的合理配置，就没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食品业和轻工业，以矿物质为原料的重工业和新兴产业等，大都依赖于县域资源的支撑。同时，广大农村为国家建设还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可以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要素主要源于县域。
其次，县域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巨大消费市场。在县域范围内有五六万个小城镇和集镇，集中了全国大部分购买力，占全国零售商品总额的1/2以上，加上农民从城市购买的部分，则达到70%以上，集中了货币流量的60%。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县域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水平将大幅度提高，从而使县域有可能成为国内最大的市场，成为启动内需的新引擎。
    第三，县域经济有可能成为国民经济最活跃的增长极。
    百强县的强势发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2005年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全国百强县（市）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数据表明，百强县经济总量可观，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与全国县域相比，2004年，百强县行政区域总面积12.4万平方公里，占1.3%；年末总人口6700万，占7%；但实现的生产总值达到2万亿元，占24.1%；财政总收入达到1960亿元，占31.3%。出口总额650亿美元，占69.4%；县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到1.7亿美元，是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的10倍。
    百强县的生活水平接近全面小康社会标准。与全国县域平均水平相比，百强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平均水平的2.2倍，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4倍，电脑普及率是6.2倍。
    凭借雄厚的经济基础，百强县近年来在农村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到2004年底，百强县60.4%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14.5%的农民参加了农村养老保险，分别比县域平均水平高43个和10个百分点。有85%的村通自来水，91.8%的村通有线电视，分别高32个和44个百分点。
    虽然，百强县经济只是县域经济中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强势发展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县域经济完全可以迅速发展壮大，并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坚力量。

    下篇：　战略选择　
    县域经济虽小，却是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缩影，具有与国民经济相对应的各个产业、领域和部门。县域经济集三次产业、生产和非生产性活动、经营与管理为一体，具有很强的综合性。而且，各个县域的县情县力千差万别，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因此，发展县域经济，要结合具体情况，制定出既符合县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又符合本地县情县力的发展战略。
    比如，重庆南川市结合实际，确定了“招商兴市、工业强市、旅游活市”发展战略，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旅游特色化和交通网络化进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浙江嘉善县确定了“开放兴县、产业强县、生态立县”的发展路子，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轮子一起转，加快从农业到工业的发展进程。
    广东开平市发挥比较优势，走产业强市之路，拉动县域经济发展。
    广东阳山县实施“三化一园” （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城镇化，珠江三角洲后花园）的发展战略，推动县域经济向新的台阶迈进。
    山东平度市用“农业产业化、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三化”理念解决“三农”问题，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
            浙江慈溪市依托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和区位、交通优势，不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以开放型经济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整体水平。
    浙江诸暨市以区域特色产业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点，实施“工业立市，开放兴市”的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呈现持续快速发展势头。
    上述县市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或注重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或注重发挥当地的地缘优势，从而迎来了县域经济的大发展，可以称为“因地制宜”的好战略。
    可是，有些县市，既无资源优势可以开发，也无地缘优势可供利用，怎么办呢？
    有关专家指出，像这样的“双无”县市，并非无所作为，正可另辟蹊径，在“因时制宜”上做文章。
观察认为，2006年迎来了县域经济大发展的最佳时机。第一，中央适时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二，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第三，“城市群”战略方兴未艾。抓住这三大发展机遇，制定符合当地发展水平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就是抓住了县域经济发展的“天时”，就是“因时制宜”。
首先，要抓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机遇，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县域农民的收入水平，繁荣农村经济。
    所谓现代农业，是指在现代、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先进水平的农业形态。具体就是指用现代工业力量装备的、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的、以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经营的、生产效率达到现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现代农业表现出如下明显特征：
    （一）科学化。现代科技正迅速地向农业生产、加工等领域渗透。科技进步将逐步替代对传统资源投入的单纯依赖，日益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因。只有依靠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农业才有先进的装备设施、先进的生产管理，劳动者自身的技术素质才能得以提高。
        （二）集约化。现代农业的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即由单纯注重数量和速度增长，转到主要依靠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由单纯依靠资源的外延开发，转到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方向上来；由单纯注重物质、资金投入，转到物质、资金投入增加的同时，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物质和资金利用率实现农业增长。
    （三）商品化。从以完全自给自足(自我消费)为目标向完全形成商品(社会消费)为目标的逐步过渡。
    （四）市场化。建立完善的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和农产品销售市场体系，是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配置的前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现代农业生产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是要面向整个国际市场。
    发展现代农业，以前对“双无县域”来说可能只算是梦想，但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这一梦想成为可能。
    温家宝总理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稳定、完善和强化对农业的扶持政策。进一步增加对农民的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增加对产粮大县和财政困难县的转移支付。坚持和完善重点粮食品种最低收购价政策，抑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今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　　　　　　
    除增加“三农”支出外，今年国家将全部取消农业税，并保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上述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为县域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障。可以预见，一个快速发展的现代农业，必然大幅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经济繁荣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
其次，要抓住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机遇，实施“小城镇战略”，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为接受大城市的辐射提供平台，增强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从县域经济层面看，城关镇往往是县域经济的龙头，县域内的小城镇则是县域经济的支点。事实证明，有强镇经济作支撑的县市，经济发展就快，经济实力就强；没有强镇经济支撑的县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就弱。可以说，“兴县必须强镇”的发展理念已成为当今县市领导发展县域经济的共识。
    有关专家指出，实施“小城镇战略”，也是跳出“三农”谈三农，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实施“小城镇战略”，还是扩大内需及保证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平稳、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通过产业和人口向小城镇的聚集，可以形成大的消费市场，提升农村的消费水平。
    实施“小城镇战略”，也是实现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对接，接受大城市辐射的需要。县域经济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但也是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的一个子系统，必须参与区域经济和国民经济大循环。县域经济要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必须打造一个能够参与大城市产业功能分工或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的平台。这个平台只能是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城关镇和小城镇。
    第三，抓住“城市群战略”的发展机遇，参与城市群产业功能分工，并争取形成自己的产业集群。
    城市群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研究认为，所谓城市群，或大城市群、都市圈、都市连绵区，或特大城市区，都意味着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中诸种基本生产要素（如人口、土地、资源、资本等）和高等生产要素（如知识、高新技术及人才、科研机构、领先学科、跨国公司和现代通讯网络等）呈网络形态的区域聚集，它具体表现为以一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若干城市网络集合或区域城市共同体的形成。有关专家预言：“21世纪将是城市群的世纪，经济的主要动力将越来越源于城市群特别是大城市群。城市群之间的分工、合作和竞争，决定新的世界经济格局。”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我国城市群的构建应运而生并成为各地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选择。而作为城市群战略的支点，产业集群成为推动城市群经济的首要选择。产业集群的规模效应、分工效应、结构效应和近邻效应，又使县域经济参与城市群产业分工成为可能。
    我国产业集群方兴未艾，如长三角产业集群、珠三角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内实施集群战略的成功范例。而小城镇的参与，也是中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一大特色。虽然“双无县域”参与产业集群分工有一定难度，但随着这些县域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参与难度将日益减少并成为可能。通过参与产业集群的分工，并最终打造本县域的产业集群，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县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步，也是县域经济决策的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