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镇化中的金融困境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早在1983年就提出，中国发展的方向在农村，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大问题》）。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城镇化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是在农村人口压力过大而土地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下，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本聚集和人口集中，同步调整就业结构、产业结构和城乡关系，逐步解决“三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沿海开放地区出现了成功地发展集体乡镇企业的“苏南模式”、民间资本和私有乡镇企业成功推进城镇化的“温州模式”以及引进外资和出口加工业发展的“珠三角模式”等农村城镇化的典型模式，但是内陆地区的农村城镇化并无实质性进展。建制镇的数量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增加了，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还没有实质性地向城镇化方向转变。导致内陆农村城镇化建设步履维艰的最主要因素是缺乏资金支持。农村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金融困境，其原因除国家长期以来大城市、大工业导向的信贷资源配置战略以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在担保和授信管理上缺乏创新，信贷资金供给渠道狭窄和资金大量外流也是重要原因。

　　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农村税费改革，成为整个农村改革最为薄弱的环节。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已成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迫切要求。目前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主要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内部的改革，从而部分地限制了农村金融的组织创新，影响了有效增加农村金融供给。迄今为止，农村金融抑制、对于农村民间金融的歧视仍然相当严重，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仍然没有松动，甚至农村金融管制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强化。当前，在我国农村，试图单纯依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完全解决农村金融的供给问题，是不现实的。在加入WTO和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不能依靠单一主体（信用社）的垄断供给，农村金融不能被排除在市场主体多元化的进程之外。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多元化迟早会到来，并冲击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在今后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鼓励分工协作与促进平等竞争，同时允许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外资银行收购农村信用社，更加深度的介入农村金融市场。

　　目前，现有各种信用担保方式的要求与我国农村实际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难以满足融资双方的要求，使农村信贷约束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使得金融机构在农村开展业务时，出于回避风险的考虑，自然拒贷。为缓解这种困境，必须构建一套以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信用担保体系，发展农村经济信用担保组织，在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引入一个第三方，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信用担保缺乏的问题。同时应进一步完善《担保法》、《土地法》，明确农户的房屋在完善房产登记、土地出让金等相关手续后，可作为担保、抵押物进行抵押，允许农民对手中的土地承包权进行抵押，解决承贷主体不明、农户贷款担保难、抵押难的问题。

　　受信贷资金审批权限的制约，县域国有商业银行逐渐演化成为上级行的“吸储器”，加之邮政储蓄机构的只存不贷，对农村信贷资金的供给除了人民银行少量的支农再贷款外还没有其它渠道，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血液被大量抽走，加重了“三农”发展资金支持缺位的困境。近几年来，通过吸收存款转存于人民银行，邮政储蓄成为农村资金向城市流失的重要通道。截至2005年底，全国邮政储蓄网点有3.15万家，邮储存款余额已达13000亿元，仅次于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完善邮政储蓄制度，改变由邮政储蓄的盈利来弥补邮政业务亏损的现有体制，建立规范化的中央银行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再贷款支持制度，通过再贷款等形式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借此促进邮政储蓄存款回流农村。同时适度放松农村金融的市场准入条件，允许农村民间金融组织合法化，重点支持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形式的合作金融，以增加农村金融的服务供给。许多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正规金融组织对农户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往往不足农户总数的20%，大量的农村金融服务需要农村非正规或民间金融来满足。我国也不例外。有条件地允许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可以为发展农民自主参与的各种农村合作金融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解决农村融资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