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新农民”　难有“新农村”

    沉重的历史、严峻的现实昭示着人们，欲弥合当下中国社会已经产生的“阶层”裂痕和城乡裂痕、社会裂痕，就必须把“共同富裕”纳入具体的可预期的也即稳定的制度安排中。否则，“共同富裕”就会局限在技术层面乃至停留于道义层面或人格层面而流于形式。

　　自１９７８年底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农民在过了一段不是太长的好日子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种种成果或改革红利就与农民无缘了。及至２１世纪，农民不仅不能分享中国改革的成果，反而还不得不为新的改革而额外净付出。结果，昔日支撑中国改革成功的最强健、最坚韧的脊梁，如今却几乎只剩下一副最虚弱、最瘠薄的躯壳，所谓“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社会正义问题空前突出。

　　关注弱势群体首要的是农民问题。中国农民人数虽多，但自主能力和组织程度却最低，他们的权利、利益，往往系统地、持续地遭到侵犯和损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对农民权利和利益的这种系统地、持续地侵犯和损害，构成了当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本质和要害。从我国ＧＤＰ构成与就业构成的对比看，农业的ＧＤＰ占比不足２０％，非农产业占比８０％以上，但农业的就业占比却高达５０％（西部地区一些地方在７０％以上）。若全国劳动力以９亿计，则至少有４．５亿劳动力就业于农业。撇开耕作技术和农业结构不谈，我国目前耕地最多容纳２亿劳动力，也即农业剩余劳动力在２．５亿左右。

　　总起来说，减少农民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就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态势看，这一趋势则更加明显、突出，正不可阻挡地冲击着传统的“二元”体制。若“二元”体制不加快改革，顺应这一趋势，其后果殊难预料。

　　不可否认，政策驱动迄今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政策驱动绝非基础性动力；撇开经济增长的利益机制不论，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制度因素或制度驱动才是更为基本的动力。具体地说，增加农民收入，即使可以不考虑“因人而异”或“因人制宜”的情况，财税、价格和收入等政策的功效也是有限的，并且难以持续、配套、协调、长久地贯彻实施下去。尤为重要的是，作为发展环境，政策若不能系统地提升到制度建设、制度规范的高度，就很难使人们产生稳定的预期。事实上，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把政策性因素转化为制度性因素，把政策驱动转化为制度驱动，已势在必行。

　　简言之，国民收入中“弱势群体”农民的初次分配很差，再分配当然更差，遑论“三次分配”。不合理的价格、户口、农地（特别是表现为“征用”的农地使用权流转）和教育政策加重了农民负担，限制了农民致富，成为“三农问题”的制度症结。局限在“三农”圈子论“三农”，中国不可能获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和谐。新农村建设必须造就新农民：人口，农村最少；文盲，农村最少；穷人，农村最少。如此“解放农民”，减少农民，以制度化形式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富裕，将是２１世纪中国最英明的抉择。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周兴）   

    （摘自《上海证券报》）

    《市场报》 (2006-06-23 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