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忠德;谁为农民说话

    中国是在农业社会的传统因子基本保留的状态下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的，中国农民为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与贡献。国家实行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治理模式，使农民与市民恍如两个国度。农民是国家公民，是国家政权基础——工农联盟的“半重天”，然而他们却不享有国民待遇，有些方面还受到歧视。这直接造成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凋敝。

    农民在参与政治的权利上并不平等。国家宪法确认了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力，日常生活中却没有得到完全承认和有效保障。农民很难有机会直接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即使是在公务员录用办法改革后，农民子弟占有的比例也相当低。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代表的群体身份构成比例，直接反映该群体在权力机关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农民的人口基数比工人、知识分子、公务员、军队大得多，人大代表所占比例却比后者小得多。这种比例倒置，是农民始终缺乏政治主导权和话语权的最根本原因。

    “三农”问题研究大规模进入社会经济学领域，是2000年以后的事。此前十年，“三农”问题已显出种种危险征兆。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经济学家们很少把目光投注于此。那些以专家学者自居的人们，缺乏品味底层社会苦难的人道关怀，没有独立的学术立场和见解。他们的眼光始终盯着上层，官员们需要什么理论，就从纸上给他们画一个“饼”。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是2001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主题，也是他上书国务院总理的三个主题句。李昌平给朱总理写的那封信，揭开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冰山一角。由此，中国兴起了一股关注农民问题的潮流，加之高层的重视与推动，三农问题研究遂变得炙手可热。

    专家学者开出的药方包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技术进步、股田制、免除农业税、土地私有化、城镇化等，有的方案已经为历届政府所认可和鼓励，并进行了一定的实践。这些已经或正在实践的方案，对于解决农民问题而言，仅仅缓解而已，起不到根本的突破性作用。有的甚至是不顾国情的，如土地私有化的提出，便是个有害而不负责任的药方。土地不仅仅是中国农民谋生的饭碗，更发挥着独特的社会保障与稳定功能。一旦土地私有，许多农民会迅速地失去土地，成为流民。那将是一颗破坏稳定的炸弹，随时爆炸，威力决不亚于原子弹。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流观点之一是城镇化。一直到五中全会召开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前半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举办的一次“三农”问题大型研讨会，与会专家热议的仍是怎样把农民转移到城镇，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消除农民进城体制障碍的政策建议。切不论城镇化后人们的生活来源何在，单说目前滞留在农村的老人、孩子，以及暂时还转移不出去的几亿农民，该不该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综观三农问题研究以及疗治的药方，我不能不失望地说，中国的经济、社会学家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

    农民问题浮出水面的过程，验证了新闻媒体责任与良知的缺失。党报、党刊报道的重点是执政党的日常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经验。那些宣称“市场化媒体”的报刊，对歌星、影星、球星、大款、富婆、二奶、彩票、股市情有独钟。农村，一度成为媒体遗忘的角落。官方媒体在各级官员视察农村工作时，做一条例行宣传报道。我们平时很少能看到农村题材的报道，即使有幸目睹，也是阳光灿烂形势大好。“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规则，使农村题材的负面报道难以见报；同时，媒体及其记者“聪明地”屏蔽了农村的“垃圾信息”。

    没有谁为农民说话，拥有“零度话语权”的农民只有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