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地方新型城镇化误入歧途

　　当前，在热火朝天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少数地方正滑向歧途，其背后的风险悄然滋长。

 

　　歧途一：

 

　　举债造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不少地方热衷于拉大城市框架，从省会城市到小县城都在制定和实施规模可观的城市新区建设计划，但资金短缺和融资渠道狭窄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地政府。

 

　　记者在西部一个城市新区采访了解到，由于上级划拨的财政资金有限，这个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基本上来源于银行融资，2012年贷款融资近20亿元，大多采取是小额短期高利息的形式，部分贷款年息高达12%，且存在“借新贷还旧贷”的情况，财务压力较大。

 

　　在巨大的筹资和偿债压力下，各地只好将土地收益作为资金来源。而这种“卖地筹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变数和隐患。在青岛市城阳区，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受房地产调控政策影响，土地出让金收入受到影响，地方政府可筹措的建设资金明显减少，对推进城市化进程影响较大。

 

　　审计署日前公布的审计结果也显示，随着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地方偿债压力也在加大。2012年底，4个省本级、17个省会城市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需偿还本息2315亿元，为当年可支配土地出让收入的1.25倍。

 

　　加快推进城镇化需要大量资金，据国家开发银行日前预计，未来3年我国城镇化投融资资金需求量将达25万亿元，城镇化建设资金缺口约为11.7万亿元。而2013年至2015年，财政资金仅能支持当年城镇化新增投资的五分之一左右。

 

　　歧途二：

 

　　畸形地产，烂尾工程泡沫丛生

 

　　随着房地产调控的日趋严格，部分房企正加速向中小城市转移，造成个别城市建设投资巨大，产业空心，市场需求不足，房地产泡沫有扩大蔓延趋势。

 

　　在贵州黔东南自治州，35万人的县级市凯里同时开发了十几个大型房地产项目，城市变身大工地。其中，“未来城”项目仅住宅面积就达到500万平方米，预计提供5万多套住宅，居住近20万人口，相当于凯里人口的一半。而像这样的楼盘在凯里还有不少。

 

　　类似凯里的城市还有很多，但库存量都很高，消化能力又有限。陕西汉中市正在投资建设许多大型楼盘。而记者发现，一些大盘出现销售不畅，已售楼盘空置率也非常高。上海易居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中国城市房地产市场风险排行榜中，排名前50名的城市中，共有46个城市位于内陆地区，几乎都是中小城市。

 

　　一些专家和市场人士认为，需要为房地产泡沫负责的，不只是开发商，更有地方政府。

 

　　一些地方打着推进城镇化的旗号，纷纷建设新城新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专家警示，这些新城新区，大多是采取卖地建房的开发模式，建设一批见效快成果明显的房地产项目，最后留下一堆烂摊子。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新型城镇化，一定要汲取上一轮城市规划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避免再出现广州金沙洲、北京天通苑之类的“巨型睡城”带来严重的房地产泡沫。

 

　　歧途三：

 

　　圈地卖钱，粮食安全遭受威胁

 

　　当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与房地产企业“合谋”，一边大范围圈地卖钱，打着“城镇化建设”的旗号，一边大面积囤地升值，威胁着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

 

　　在全国首家生态农业示范县黑龙江省庆安县，正在大规模推进“3个10战略”，巩固10平方公里的老城区，新建10平方公里新城区和10平方公里产业园区。庆安县国土局副局长张金省告诉记者，庆安地处东北腹地，多是黑土地，上级划拨的用地指标有限，每年不到100公顷。“而一个企业用10公顷的现象很普遍。”张金省无奈地说，尽管这些土地采取宅基地置换、增减挂钩等方式取得，仍难免踩住土地红线的危险。

 

　　在房地产行业摸爬滚打了10多年的福星惠誉地产公司副总经理姚泽春说，部分地方政府将城镇化看成一次圈地机会，以新城开发的名义，将大量的农业用地“划”为建设用地，以此来卖钱。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执行国家土地政策时存在两种冲动：城镇化、工业化急需空间的发展冲动;土地财政下的“卖地冲动”。这两种冲动直接影响政府土地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跑偏”：多占少补，先占后补，占好地补差地等现象突出，同样威胁着土地资源保护。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庄子银教授说，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情况下，城镇化不是“从下到上”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从上到下”按照领导要求进行，这导致土地不能按照市场方式和价格来配置。“这对于耕地的保护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