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文：中国将进入县域经济时代

孙久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

　　精彩观点

　　>>>在未来县域经济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将更加多元和深刻。一方面，它作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肩负着产业支撑的重任。另一方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会议的要求，县域有相当一部分还要保留农村的形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所以，并不夸张的说，中国已进入了县域经济时代。

　　>>>不是说某一种当地特产比别的地方好就肯定能发展为优势产业。中国的很多县很大，几十万人到一百万的一个县，要发展的产业也一定要具有规模效益。这就要求产品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才能支撑起一个县域的发展。

　　>>>县域真正需要的是两类人：一是企业家，二是技术工人。资本逐利，只要这个地方具备市场扩展的空间，吸引这些人就没有问题。

　　在对当今中国经济格局的讨论中，县域经济受到了来自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它不仅被认为是找寻经济新增长点的突破口，也是关系着中国新型城镇化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要素。

　　当然，重塑县域经济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大中型城市的极化效应还未衰退，现有城乡体制对小城镇经济的束缚性依然明显的背景下，县域经济这个中国最基础的经济形态如何释放活力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对此，凤凰城市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孙久文认为，中国已进入县域经济时代，对于地方而言，承接转移产业和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将成为重塑县域经济的关键因素。同时，有条件的地区可发展产城融合或产城互动的新城模式。

　　县域经济承载更深刻内容

　　凤凰城市：县域经济在过去常常依附在大的区域规划中，很少被单独提及。现在我们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对区域经济的讨论中，县域经济逐渐进入公共表达的框架。在您看来，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

　　孙久文：县域经济是我国最基础的一种经济形态。因为县是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最基层，县域经济的提出实质上是区域经济规划的进一步细化。逐渐细化的好处在于能够让当地城市规划抓得着，看得见，操作更具可行性。

　　第二，此前之所以很少被提及是因为过去的县域经济更多表现为农业经济，缺乏作为个体研究样本的意义。现在意义上的县域经济已不局限于农业经济，它是一种综合的经济形态，而且越来越以工业，特别是制造业为主导产业，这样的一种经济形态跟过去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此外，更重要的是，在未来县域经济所承载的内容和意义将更加多元和深刻。一方面，它作为中国制造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地区肩负着产业支撑的重任。另一方面，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会议的要求，县域有相当一部分还要保留农村的形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所以，并不夸张的说，中国已进入了县域经济时代。

　　凤凰城市：但在县域“失血”严重的情况下，盘活经济显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想缩短这个周期，鼓励资本下乡是否可以看做一剂强心针

　　孙久文：县域经济包含乡村经济和城镇经济。乡村层面，一方面可以适度开发观光、休闲类项目，最主要的还是需要靠农民自己，通过农村合作社、农会，将家家户户联合起来发展农业，这要比盲目让外来资本介入更具长久发展潜力。

　　现在很多地方在搞的公司加农户，除了一些烟草、茶叶等特殊产业外，我认为不应该在广大农村大力推广。

　　另外，在城镇层面，外来产业和资本的介入将成为支撑县域经济的重要要力量。如果我们的产业转移能够有序、健康进行，将释放巨大的经济增量。这无论对于大城市还是中小城镇都将带来共赢。同时，地方还应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发展主导特色产业。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凤凰城市：具体而言呢

　　孙久文：许多县份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比如河南灵宝、山东招远，黄金资源比较丰富。这些县域就可以围绕突出的地方性资源发展产业，反正你行别人不行，你就容易发展。

　　真正比较困难的是一些平原地区的县份，没有突出的资源，土地狭小，人口又多，在产业选择上就会碰到比较大的难题。这就需要地方执政者根据当地情况，同时也往往需要一些偶然因素，培育出一种有带动性的产业。

　　比如河南漯河，依托双汇形成了很多肉类加工企业。实际上，从改革开放以来，河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主要靠养猪，也催生了很多肉类企业，只是双汇做得最好，也为支撑漯河的重要力量。而其他很多企业就在竞争中被淘汰了。

　　总之，我认为一个县如果能有一到两个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生产，这个县的经济就应该能发展得不错。

　　凤凰城市：实际上，在我过去的走访中发现，很多县份都有一两种独特的资源，比如广西那坡是八角之乡，云南永仁的苴却砚，但这些资源并没能转化为支撑县域经济的力量，或者说，在产业定位上地方并没有将这些资源的价值充分发挥。

　　孙久文：我们对于县域资源的认识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整。不是说某一种当地特产比别的地方好就肯定能发展为优势产业。中国的很多县很大，几十万人到一百万的一个县，要发展的产业也一定要具有规模效益。这就要求产品要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才能支撑起一个县域的发展。

　　像你提到的类似的一些资源，我知道很多县都是有的。但如果地方政府不经调研盲目寄希望于这些类型的资源上，发展的瓶颈依旧很大。

　　比如，很多县拥有一些中等规模的矿床，但它产生的效益很难成为这个地方的支柱产业，除非这种资源优势非常明显。何况现在很多人不赞成过快开发这些中等矿床，因为它产生的负面效益往往高于经济效益。

　　凤凰城市：此外，另一个难题是就是人的集聚。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城镇化的背景下人口越来越多的向大中城市集聚，县域的失血状况愈发凸显。二是人才往往不愿向小城镇流动，落地企业要在市场竞争中存活，人才是必须的。

　　孙久文：关键要看需要的是什么人。县域经济盘活的重点是培育特色产业和承接制造业为主的转移产业。海归、博士、高端人才不是县域产业真正需要的，因为高端产业不会在经济基础薄弱、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地方落地。

　　县域真正需要的是两类人：一是企业家，二是技术工人。资本逐利，只要这个地方具备市场扩展的空间，吸引这些人就没有问题。

　　产业新城将迎来机遇

　　凤凰城市：刚才我们谈到的是一般性的县域发展模式。同时我们看到，大的产业园区也逐渐进入县域。比如大厂、固安，正在进行产业新城的实践。

　　孙久文：固安、大厂、包括燕郊，发展模式差不太多，都是北方平原地区的一种产业模式，这种模式确实有它比较独到的地方。

　　实际上过去我们也做开发区，但怎么做的呢在一个城市有一定间隔距离的地方搞一块土地进行开发。而这块土地主要是用来做产业的，标准化厂房，招商引资，把这一块作为产业区，过去所有的开发区基本上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当它发展起来之后，出现一个问题是，这些工厂里工作的工人所需要的后勤和服务，完全都是依托以前那个城市，并且两者之间又有一段距离。于是就会出现一个现象，这个城市开始向开发区的方向去发展，开发区也会向城市相向发展。经过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的开发区跟城市完全都合为一体了。

　　所以现在很多的开发区正面临洗牌，因为它已经完全城市化了，跟过去的城市也没有太多区别，但是在体制上又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做一些体制性的改造。

　　由此带来的思考是，新一代的开发区要不要搞，如果搞能不能避免过去那些问题。

　　所以固安这种模式就应运而生了。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虽然它离原先的城区有一段距离，但是它是把产业、居住和商业统一在一起。从一开始，它就不完全是一个产业的形态，而是一个新城的模式，而这个新城又有一定的产业支撑。所以说现在这样一种新的模式有它可取的地方，尤其是在制造业逐渐向中小城市转移的背景下，这些设在县域的产业新城，就有它的用武之地了。

　　凤凰城市：但其中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既然造一个产业新城，把盘子拉得这么大，那么面临的风险也会越来越大。一是来自行业的风险，新城的产业布局往往是上下游和相关行业搭建的产业链，一旦大的行业受到冲击，新城就容易变成死城。二是这种模式并不具有广泛的复制性，因为它的存在往往依托于一个大的中心城市，比如固安之于北京。中心城市的产业政策也对一个新城的生死产生极大影响，产业政策上的风险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孙久文：你说的这个问题当然存在。就是说我们的新城在产业选择上需要格外谨慎。这就需要在产业新城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对整个大的区域的产业导向有一个明确地分析。

　　假如固安要做化工产业，那它肯定就死定了，所以它是不能这么做，一定要根据京津冀这一代的一些约束条件选择它应该做什么样的产业。而且这个又确实跟它所依托的中心城市有很大关系，比如像北京市制造业的外移，甚至一些服务业的外移就会给周边县域带来机会，要是远一些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机遇了。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模式可供参考。像河南，搞了180多个产业集聚区，模式和固安不太一样。虽然基本还是原先的那种模式，但一个新的地方是，产业集聚区与原有的县城或者中心城市都不太远，然后将交通搞得方便一些，最后政府通过规划，引导在集聚区里面形成一到两个产业集群，这个模式称之为产城互动。这样，虽然还是依托以前那个城市，但它的相对条件就会好一些。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可参考的一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访谈撰文 张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