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石：全面推进乡村治理改革

　　乡村治理现代化之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犹如基石之于宏伟大厦、根系之于苍天大树。乡村社会对国人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即使是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的今天，乡村不仅是人们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之地，更是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所在。近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列车”驶入了“快车道”，已经改变并将继续改变乡村社会的基本面貌和社会结构。“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的乡土社会秩序不再，导致乡村治理出现功能性障碍。突破困境、寻找新路，唯有改革，别无他途。

　　坚持整体性治理。当前，乡村治理问题呈现多样性、渐增性与复杂化的特征，农村利益结构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矛盾纠纷化解等难度加大。传统治理模式在实践中越来越显示出其不容忽视的局限性和不足，已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需要树立整体性治理的思维和理念，按照城乡发展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要求，整合资源、创新制度、改进方式，努力构筑主体多元、方式多样、过程互动、机制灵活的乡村治理体系。

　　坚持协同性推进。乡村社会的变化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乡村治理改革也必须顺应这种趋势和要求，从乡村社会“内核”启动，内外兼修，协调推进，坚持生产、生活、生态综合考虑，坚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发力，坚持民主、法治与道德一体建设，发挥政府治理、市场竞争和村民自治各自优势，增强各领域治理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各项治理机制之间的耦合性，使各项治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在实际成效上相得益彰。

　　坚持全方位探索。乡村治理不仅与利益关系、权力格局、社会结构紧密关联，而且受到自然历史、区位条件、文化习俗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不同条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农村，其面临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尽相同。因此，推进乡村治理改革，不能罔顾所面临的环境和问题，不能跨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不能单方臆想和自弹自唱，必须结合各地实际，进行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探索实践，选准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和力度，优化推进改革的策略和方式，促进乡村治理形态的整体转型。

　　坚持制度性安排。乡村治理改革，是制度的改进和机制的创新，同时也是利益关系、公共规则、社会秩序的调整和重组，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会产生妨碍改革的阻力。因此，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新瓶装旧酒”，必须重视加强制度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乡村治理领域立法，促进改革决策与立法的有机衔接，更好地从法律制度上推动和落实改革举措，增强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构筑一个相互支持、协调配合、遥相呼应、相得益彰的现代治理体系，为促进农村改革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