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距离探访广西农民工:游离在城乡之间的双重边缘人

　　他们的粗糙、粗壮，他们的沧桑、苦乐，自然天成，活灵活现，这就是农民工。你不走出办公室，不走进臭鞋烂袜直顶脑门的工棚，不坐在大铺床头和他们一起吃饭、打扑克、唠家常，你很难读懂他们的生活。

　　酸甜苦辣的打工路上，他们怎样成就人生

　　难以保障的权益

　　2013年末，田阳县坡洪镇郎含村的返乡农民工林峰又悲又喜。

　　他在外地打工半年，被公司拖欠两万多元工资。自治区领导到田阳县调研农民工工作时，林峰反映了自己的困难。自治区领导当即请相关方面积极协调，帮助解决问题。10多天后，原公司把拖欠工资送到了林峰家中。

　　林峰是幸运的。据自治区人社厅介绍，去年广西共处理欠薪群体性事件595起，追发农民工工资6.25亿元，涉及农民工7.68万人。然而，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望向全国各地，农民工讨薪依然是个老大难问题。

　　讨薪，集中反映了农民工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状。根据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田阳农民工调查》一文显示：田阳县外出农民工中，78.57%的人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障的人少，单位或雇主为农民工办养老保险的占14%，办有工伤保险的占28%，办有医疗保险的占13%，办有失业保险的占7%，办有住房公积金的占2%。农民工工作劳动强度大，平均每月工作时间24.3天，每天工作9.5小时。这一调查具有普遍性。

　　没有劳动合同保护的打工，注定了不稳定。

　　1997年，田东县村民黄忠好技校毕业，带着梦想，先后转战广州、东莞等地。这一去，就是十多年。

　　2008年上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冲击我国沿海，黄忠好所在的韩国泡菜厂不断裁员，大批农民工返乡，在这一大环境下，老板请他离开了工厂。

　　“老板不会和你签合同，需要人就用你，不需要人随时赶你走，这就是农民工。”黄忠好说，“你可以不干，大把人在后面排队等着干。”

　　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吃亏常安乐”成为他们的口头禅。“遇到小的利益侵害一般不报警，能省事就省事，吃点小亏就算了。”一位农民工说。

　　“城市啊，想说爱你不容易”

　　“城市那么好!为什么不当个城里人呢”当赵良飞向乡亲们讲述在城市生活的干净、方便、舒服时，乡亲们的一句反问，让她哑口无言。想了半天她支支吾吾地说：“房子太贵，买不起。就算买得起房子，入户也不易。”

　　赵良飞是天等县天等镇逢屯人，今年24岁。2008年，赵良飞跟着老乡到广东云浮市，进入富丽制衣厂当女工。她先从车衣工做起，后来当了查货员，月工资也从最初的1300元，涨到了去年的1800元，最高能拿到2000元。

　　工厂包吃包住，但前年赵良飞结婚后就在市区租了间房，每月租金300元。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床，就只能摆下一张电脑桌。丈夫黄继斌是打工认识的同乡，在云浮做焊工，每月工资3500元。两口子每月加起来能有5500元，“平常开支也不少，我们已经能省就省了，但每天的夜宵、交通费，每月的房租水电，加起来都要超过2000元，现在每月能存3000元。”

　　女儿还不到一岁，放在老家由奶奶帮带。“在外面打工最想的就是女儿。现在最想多存点钱，将来孩子大了，能接到身边上学。”赵良飞说。

　　“我也想在家门口找份工，但天等这边的工资普遍不高，只有1300到1400元，还是在外面打工工资高点。”赵良飞说。盘算来，盘算去，两口子打算过完元宵节后启程。“城市啊，想说爱你不容易，但还得去城市。”赵良飞说。

　　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赚钱在城市、保障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迈出一脚踏不进城市，另一只脚不愿进田地，这种悬空的感觉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困惑。

　　根据自治区人社厅的统计数据估算，广西现在约有330万名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以每年数十万人的数量增长。新生代农民工正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力量。

　　记者在采访中调查了解到，新生代农民工从小就受以城市文化为主体的电视文化熏陶，甚至十五六岁随父辈到城市打工，行为与观念已经相当城市化。他们已经不适应农村的生活。一位80后新生代打工者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发誓说：“不回农村，死也要死在城市。”

　　他们希望自己所获取的地位与尊严、权利与机会，均与城里人一样。在南宁某药厂工作的韦小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地问：“你觉得我和城里女孩有区别吗”她和城里人打扮得一模一样，但横亘其间的城乡二元结构，却是外表无法体现的。不管是从户籍、教育，还是社保，都有着明显差别。这种差别用她最后无奈的话来说，就是“城市不是我们的”。

　　返乡创业也不易

　　面对城市生活的种种压力，一些农民工打工在城市，却也一直瞄准农村市场，时刻准备踏回土地，干一番事业。然而，他们的创业之路也不平坦。

　　武宣县三里镇双龙村下山屯的黄田军，在福建打工学到了种果技术。2009年他买了1000株红心柚子苗带回到家乡和部分村民共同种植，2012年红心蜜柚开始投产，2013年单株产量达120公斤以上，亩收入近5万元。

　　黄田军引种特色水果红心柚获得成功，本村及邻村的群众纷纷前来考察。

　　“现在最缺乏的是资金，我自己育苗需要投入，群众发展种植也需要投资。”黄田军告诉记者，特别希望地方党委政府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打通农村金融脉络。

　　说到解决金融难题，黄田军想法颇多：“去年10月收果后，我牵头召集已种有果的村民成立水果专业合作社，目的有二，一是想以合作社的名义，争取得到相关部门的扶持和小额贴息贷款;二是大家抱团才能更好地减少技术和市场风险。”

　　但想法归想法，想法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许多困难需要政府扶持，一个人顶不起一片天。”黄田军说。

　　防城港市防城区那钦村养殖大户朱新春，现在最大的烦心事也是资金短缺，“春节我口袋里只有500元钱过年，其余钱都用来还货款，就等着这一批鸡出栏后卖个好价钱。”她说。

　　朱新春是那钦村第一个回家创业的80后打工妹。2011年开始在家搞养殖，建起了全村第一个养鸡场，又租了20多亩地养鱼。当年出栏5批鸡共两万羽，产值近80万元，如今养殖场有20多名工人。

　　然而，随着规模的扩大，烦心事一个接着一个，资金、技术、鱼苗、鸡苗等问题接踵而来，最大烦心事，就是资金短缺。找银行贷款，要有抵押物，想用自己的鱼塘和养殖地做抵押，银行说这是集体用地不能抵押，分文贷不到。后来找扶贫办、水产局等相关部门，答复是只有按照政策的几万元补助，而建鸡舍、鱼塘和饲料费要上百万元，几万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偏偏现在正好碰到禽流感，无异于雪上加霜，导致鸡价下跌和滞销，不敢扩大养鸡规模，养得越多亏得越多。

　　朱新春说：“其实，对于我们搞种养的创业者来说，用地方面没问题，很多都荒在那里，正等人去开发。就是在创业之初的启动资金和创业时资金周转问题，也不知道向谁向哪个部门来申请贷款。银行要抵押品，我们刚刚创业，哪有抵押品。我们特别希望政府在这方面给予扶持。另外希望加大一些技术培训，尽管创业者有一定技术才敢创业，但知识是时时更新，外面最新技术、信息，还希望政府多多给予及时提供。”

　　面对农民工遇到的种种困难，政府也在频频伸出援手。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或许能为他们插上更坚硬的翅膀。请继续关注《洒向田野的和风细雨——近距离探访广西农民工(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