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权强县第一年：掌声夹杂着批评

　　在4月10日的内部会议上，各试点县“一把手”均“谈得很直白，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相关人士告诉《决策》。但问题是，在143项扩权事项中，究竟落实得较好的有多少项？缺乏配套措施的有多少项？落实遇到阻碍的有多少项？目前尚无一人能回答。

　　“湖北在‘扩权强县’之后，成立了相关督导组对扩权县进行调查，发现其239项扩权事项中落实较好的有100项。在这个调查的基础上，湖北进一步完善了其政策。”邹河告诉《决策》，“这点确实值得安徽借鉴。为什么不能先调研，听一听12个试点县的声音呢？看看143项扩权事项中，有多少真正落实下来了，看看一年来这些政策给下面办了多少事情。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客观实际的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细化的落实方案。”

　　“这是一个迫在眉睫、急需解决的问题。”邹河对此倍感焦虑。其实，无论是配套问题还是落实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矛盾：“省管县”与传统“以市带县”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摩擦与碰撞。

　　“在实际运作中，新体制没有完全建立，旧体制继续在起作用。”王长安向《决策》分析道，“譬如，省直一些部门将新政策、信息与项目委托阜阳市部门通知界首市，而阜阳市相关部门认为界首已经‘省直管’了，省直部门会通知界首也就不再通知，从而导致脱节。”

　　比脱节更严重的是，扩权之后，市与试点县之间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复杂与微妙。“以前县里也许还可以和市里讨价还价，进行一些博弈，如同儿子对父亲一样，现在可能连这份权力都没有了。”相关官员告诉《决策》。

　　2007年，一位扩权试点县官员即遭遇到了这样的摩擦与碰撞。“2007年，我们市国土局一份土地指标都没有给我们。市里认为我们‘省直管’了，应该从省国土局直接获取指标，当我们找到省国土局，他们却说‘指标全部下放到市国土局了，你找他要去吧’。”该官员说道，“不仅如此，我们自己整理出来的土地指标，也被市里调走，以至于2007年我们几乎没有一份土地指标。我们一动就违法，没有土地指标用地就是违法用地，不动经济又无法发展，完全处于被动。”

　　此外，在部分试点县，部分项目配套资金不能直达试点县，从省级部门获取的专项资金还不如非试点县多，存在“扩不如不扩”的现象。也许正因如此，部分试点县官员将“扩权强县”形象的比喻为“一喜一愣一凉”：看到文件一喜，到部门办事一愣，最终结果心里一凉。

　　从“10+2”到“17+12”

　　就“扩权强县”暂时遇到的问题，试点县的声音是什么？就此，《决策》选取了分处安徽南北的两个县市——广德与界首，与其县市委书记进行对话。

　　《决策》：就“扩权强县”暂时遇到的困难，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

　　邹河：2004年河南进行第一轮扩权时，规定省委书记、省长等五位省级主要领导一人联系一个试点县，这就有效解决了政策的落实问题，值得安徽借鉴。

　　此外，我们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督查组，组建督办机构，经常性深入试点县进行巡回调研检查，督办督查政策执行情况。这样不仅能解决落实的问题，对新出现的问题，也能及时研究出台解决措施与办法。

　　同时，将省直相关部门与地级市放权落实情况列入目标考核，建立奖惩激励机制；每年召开一次高规格的试点县工作会议等措施均可以尝试。

　　《决策》：现在我们一般形象的将12个试点县称为“10＋2”，界首最近提出“17＋12”模式，如何理解“17＋12”模式？

　　王长安：“17＋12”模式就是指，对12个试点县，在资金与项目安排等方面享有17个省辖市同样的政策，在研究下一年度资金计划和项目安排时，统筹考虑12个试点县和17个省辖市。

　　《决策》：目前浙江县域扩权已经进行了4轮，湖北与河南也各进行了3轮。安徽目前是否需要新一轮的扩权，如果需要，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扩权？

　　邹河：就目前而言，我认为扩权的重点应该放在政策的具体落实上。如果进行第二轮扩权，我建议从人事、财政、经济、社会管理四个方面，全面、同步对试点县予以扩权放权，真正赋予试点县与地级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当前我们迫切期望对土地、金融、环保等关键领域的审批权限，能尽快做到“快放全放”；迫切期望加快开放中介服务市场，允许试点县引进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加快安评、环评和施工图纸评审时效，提高项目评审效率；迫切期望继续实行激励性的财政政策，继续推进“经费直接划拨、项目资金直接下达、用地直接报批”，提高试点县自我滚动发展能力。

　　王长安：我觉得通过三五年的努力，能把143条全部落实，我们就很满意了。就是希望“说到”后能“做到”。

　　此外，试点县既然是“试点县”，就要允许在“试”上做文章，就要允许失败，允许下面大胆创新，不争论，看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