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需要“照料”的开放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早已把各个国家或地区连为一体，地球都变得越来越小。不要说是县域，任何一个地方再也不可能游离于统一的市场化体系之外。以至于许多专家认为县域经济应该也必然是开放经济。

　　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逻辑推演。现实中多数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社会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严重缺乏“开放基因”。不仅各种类别的产业领域较为完备，而且对市场经济的许多内在法则表现出某种或明或暗的抗拒行为。加之县级政府财税体制的独立运作，县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综合型、独立型和封闭型的经济格局。如湖北省内某个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县。那里的城关与乡村，至今还有许多传统的诸如酿酒、制糖、造鞋、家具、印刷、陶瓷等手工作坊，生产领域很宽，规模却很小。

　　现在，这些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手工作坊和地方国有的中小企业，通过改制基本上成了民营性质。据我的调查，这些产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但没有萎缩，反而有增加趋势。既然县域经济的主要成份已经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民营经济，那么，拥有主体地位的投资人想投资什么领域、兴办什么产业、生产和经营什么产品，只要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与政策，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横加干预。这使得县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无秩序的竞争局面，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率的损失。若将这些产业真正纳入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县域经济早就寿终正寝了。

　　严格地讲，这种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严重不符的经济现象，在现代城市经济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县域范围内却能够长期存在。这是因为县域经济是一个地方性、内生型的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根据开放市场的需求作为生存的理由，而是按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开展活动，紧密围绕本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具体需求获取发展动力。虽然这些多元化的经济活动相当原始落后、粗放经营、少有技术含量，不能在开放的条件下与城市里的现代化产业进行竞争，但它们非常灵活，切合本地多层次的有效需求，劳动成本低廉，流通环节少，市场信任度高，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和边际效益。因此，在现代工业和城市经济的长期挤缩下，县域经济表现出了极为顽强的生命力，挑衅着某些市场经济法则。

　　在中国这样一个“二元”经济结构中，市场机制不可能是万能的，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很难有完全的平等和公正的竞争。许多生产要素与生俱来的那种唯利是图和“嫌贫爱富”的本性，对欠发达的县域经济往往产生一种强烈的离心率。例如，金融资本向城市工业的涌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事业因投资周期长和回报率低而无人问津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重城抑乡”的政策因素外，很大程度上都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惹的“祸”，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城乡之间的差距不能弥缩，进而引发出县域经济对市场一体化的自然抵触情绪和各种抗拒行为。但是，县域经济对于某些市场法则一定程度上的抗拒、不合作，对于市场一体化的抵制、不开放，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劣根性。

　　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作为某个具体的经济单位如工厂、企业，可以遵循市场法则来运作，走开放式经营道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县域经济不一样，它是一个区域经济总和的概念。维持地方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满足广大公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努力扩大就业渠道，积极促进经济繁荣，为政府承担社会安定与事业进步的政治责任提供财力支撑等等，都是县域经济神圣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县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虽然要服从市场经济这一“看不见的手”操纵，但更重要的是接受地方政府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这一“看得见的手”调控。在表现形式上，县域经济应该紧紧围绕本地群众息息相关的生产生活需求开展活动。

　　县域经济发展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和发展状态的相对封闭性，折射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性。随着市场的融合和扩展，县域经济最终还是要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的态势。因此，县域经济的建设者决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干预的手段搞地方经济保护主义，而是要在政府的悉心照料下促进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宋亚平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