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启动文化标识建设 首批设22个标识反映抗战文化

　　

 

　　1941年10月以民间团体形式建立的中共领导的新中国剧社全体人员合影

 

　　原标题：桂林启动文化标识建设工程 首批将设22个标识反映桂林抗战文化

 

　　那些鲜为人知的“点”故

 

　　桂林文化城的印记体现在哪那些岁月留下的人文财富如何更好地在城市体现

 

　　2014年4月，我市出台了《桂林市历史文化保护利用工作总体方案》，正式提出了建设文化标识的构想。目前，这项工作进入落实阶段，首批22个抗战文化标识已完成定点、设计，即将在桂林街头亮相的这些标识既是一个个精致的城市小景，同时又是宣传介绍桂林抗战文化的文化地标。

 

　　抗战时期的桂林文人荟萃，文化繁荣，是名符其实的抗日大后方和“文化中心”，因此被誉为抗战“文化城”。然而，除了少量抗战名人故居和抗战遗址得以保存外，大部分抗战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名人曾经生活的住宅、重要的文化机构驻地建筑逐渐消失，桂林原有的厚重抗战文化难以得到很好地体现。

 

　　而首批22个标识选择的是曾经在桂林有重要影响力的反映桂林抗战文化的旧址或地点，主要以城市雕塑艺术作为表现形式，除了首批抗战文化标识，我市还将陆续对市内的其他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标识。

 

　　通过这些标识，人们可以寻找到何香凝、茅盾、田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名人在桂林期间住所的旧址，也能在身边发现叶挺被囚处、《新华日报》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广西省立国防艺术社旧址等重要的文化机构旧址。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骝马山抗日碉堡、工事遗址等重要军事机构旧址或设施遗址标识的设立，会让大家仿佛身处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在这些标识背后，还“埋藏”着很多抗战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

 

　　何香凝(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遗孀)

 

　　桂林住所旧址：今桂林电子科大老校区院内，靠观音山西南方向

 

　　桂林电子科大老校区里绿树成荫、青草繁茂，师生们在观音山下来来往往。然而在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城市外围一处偏僻的村落，除了田地就是一间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农家民房。何香凝一家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岁月。

 

　　1941年12月7日，日本侵略军突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因此爆发。在香港沦陷前后，成千上万的文化人逃难转移到内地。年逾花甲的何香凝也被迫携儿媳、孙子孙女疲于奔命，历经5个月的痛苦磨难，一家人终于在东江游击队的多方营救下，于1942年7月来到桂林。

 

　　看着桂林城内四处是衣衫褴褛、光脚乞讨的流浪人群，初到桂林的何香凝一家倍感无助。著名民主人士、时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向何香凝伸出了援助之手，何香凝先是在芙蓉路八角塘5号邓世增家里暂居，后来在离市区十几里远的观音山下得以安顿下来。

 

　　当时，桂林城内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抗战人士，人口也从原来的六七万人猛然增至五六十万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但一向乐观的何香凝带着亲人在松树林旁边的荒地开垦出一块菜地，自己养鸡种菜，过着清贫却自给自足的生活。

 

　　何香凝为了养活家人，坚持在昏暗的油灯下精心创作。在这座普通简陋的民宅里，何香凝画下了许多精品画作，积极参与各种抗日宣传，多次踊跃参加抗日募捐、义卖等活动。

 

　　由于何香凝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廖仲恺的遗孀、国民党元老，有着极高的政治威望。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在1943年夏秋派人千里迢迢由重庆赶到桂林。

 

　　在这座民宅里，代表向何香凝送上了一封蒋介石邀请她前往重庆的亲笔信，还有一张十万元的支票。何香凝看完了信，连瞟都没瞟那张支票一眼，便提笔在信封的背面写下了一句话：“闲来写画营生活，不用人间造孽钱”。蒋介石的代表将信件和支票原封不动地带回重庆，并把过程原原本本禀报。蒋介石被气得来回走动了好几十分钟，脸色十分难看。

 

　　事件传开后，何香凝不为金钱所动的大义凛然轰动了桂林城。

 

　　柳亚子(老同盟会会员)

 

　　桂林住所旧址：今丽君路与丽中路交叉处南面上坡处西边

 

　　如今，丽君路与丽中路人气很旺，生机勃勃。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桂林城内的一个平民窟。然而，柳亚子不但安心在这里生活，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创作了近1000首抗日爱国诗篇，为桂林抗战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柳亚子夫妇从香港逃难到桂林，先是住在旅馆里。后来实在支付不起房费，他们又通过各种关系在丽君路南一巷一所破旧的民房内住下。但没住上半年，夫妇俩又遇到房东催促搬家，“几乎连容身的地方都成问题”(据柳亚子《怀旧集》)。直到在丽君路23号一处更破的民房住下，夫妻二人才有了安身之所。

 

　　这座房子在贫民窟里，屋顶漏雨漏风，柳亚子无钱修理也只能“顺其自然”。尽管在桂林的生活相当窘迫，但柳亚子却从来不在支援前线抗战的捐款捐物方面吝啬。桂林保卫战前夕，他瞒着夫人，把家中仅有的1万元生活费全部给了救亡组织，用作衡阳前线守城部队的军用。柳夫人得知后非常生气：“这是家中仅有的一点钱了，第二顿饭的菜米钱都没有了。”

 

　　柳亚子生活窘迫，精神上也有数不完道不尽的郁闷和伤感，但他却依然对抗日救亡倾尽了全力。当时的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会议，国民党顽固派派来特务监视。柳亚子在发言中面斥特务，“使这个家伙尴尬万分，面无人色”。

 

　　夏衍(著名剧作家、文艺评论家)

 

　　桂林住所旧址：太平路《救亡日报》社旁

 

　　说起太平路，“吃货”们首先会想到这里的肠粉和粽子。在这片商业店铺、居民楼林立的城市中心区域里，一个古旧的院落显得特别安静，它就是《救亡日报》社旧址。抗战时期，夏衍就住在这个院落里，每日笔耕不辍、苦心经营。以夏衍为总编的《救亡日报》广开言路，报道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的抗日主张和活动，始终宣传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

 

　　《救亡日报》1937年在上海创办，抗战爆发后，《救亡日报》离开上海南迁至广州。当年八九月，广州也陷入战火。夏衍根据形势并依照上级安排，带领《救亡日报》的同仁们辗转来到了桂林。经过进步文化人士的共同努力，1939年1月10日，《救亡日报》在桂林复刊，开始发行报纸。

 

　　《救亡日报》复刊后的重点是宣传抗日和进行统战宣传。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环境，夏衍有意把报社、出版社(报社下设的“文萃”专刊和合订本的发行所)以及印刷厂分成三个部门。为了避免日军轰炸而造成损失，印刷厂在东郊离城区较远的白面山偏远处，夜班编辑部也设在印刷厂内，方便夜晚校看清样。在城内太平路报社编辑的稿件，由报社的工作人员步行到白面山定稿发排。只要夏衍在桂林，他每晚都要亲自步行一个多小时，将稿件送到夜班编辑部，并审校大部分稿件、看过版式后才让报纸正式出版。

 

　　夏衍在回忆往事时曾说过，虽然很辛苦，但不亲自审过文稿、看过报纸的版式，他不放心。

 

　　新安旅行团(践行陶行知岩洞教育运动的抗日救亡组织)

 

　　桂林驻地旧址：今解放桥东桥头南面小游园处

 

　　解放桥东头小游园曾是新安旅行团的驻地，抗日战争时期，还在读书的孩子们自发自愿地承担起了文化教育、抗日宣传的任务，为岩洞教育运动留下了生动的一笔。

 

　　新安旅行团是由陶行知在江苏淮安新安小学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本身也是一个教育机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桂林倡导并开展的岩洞教育运动，是桂林在抗战时期的一大特色，首先积极响应这个倡议的，就是这个团的小朋友。团员们年龄都很小，最小的七八岁，最大的也才十六七岁。在国破家亡的烽火岁月里，新安旅行团变成了一个救亡图存的儿童宣传团队。闲暇时，孩子们分散在各个岩洞内，组织儿童和老人读书识字、学算术、唱救亡歌曲。

 

　　从淮安出发时，新安旅行团带有一套电影放映设备和陶行知捐献的几部抗日影片。在那个年代，桂林人从未见过有动作、有画面、有文字、能临时配上生动解说的电影，所以小战士们在放电影前教唱抗日歌曲、进行抗日宣传的效果更是出奇的好。此外，他们还创作了《两年来》、《为了家》、《春的消息》等抗战剧目。

 

　　如今，在七星岩的后洞还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年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用石灰水写在岩壁上的标语：“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这，就是岩洞教育红火开展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剧社(以民间职业剧团形式出现的革命文艺团体)

 

　　桂林驻地旧址：今帝苑酒店旁

 

　　在抗战时期，漓江东岸、福隆园一带居住着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族”。新中国剧社将社址选在了福隆园福隆街93号和坤元横街3号两处，虽然在经济上捉襟见肘，却奉献给大家丰盛的精神大餐。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盛极一时的桂林抗战“文化城”一片萧瑟，许多左翼文化人和进步团体被迫转移，一些被通缉的进步文化人士被迫远走海外和香港，有些还转移到了延安。国民党顽固派蓄意阻挠进步文化活动的开展，桂林轰轰烈烈的抗日文化运动也陷入低潮。

 

　　新中国剧社于1941年10月5日在桂林宣布成立。这个组织由中共地下党员杜宣负责组织，得到了戏剧家田汉和导演艺术家洪琛的大力支持，石联星、朱琳、徐秉铎等从各演剧队抽调来的骨干成为了剧社的主要演职人员。

 

　　作为一个躲避国民党当局戕害、以民间职业剧团面目出现的革命文艺团体，由于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剧社上下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演员们饿了就去水缸里舀一瓢水喝了充饥、冷了就拾一捆柴火来生火取暖，日子过得非常艰苦。尽管需要忍饥挨饿，但大家还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力、坚定的信念和毅力，先后在桂林推出了《大地回春》、《再会吧，香港》、《秋声赋》、《大雷雨》、《钦差大臣》、《日出》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意义的优秀剧目。

 

　　1942年冬至1943年冬，新中国剧社的演员们沿湘桂铁路北上衡阳、长沙、湘潭等地做抗战巡回公演，共演出多幕剧、独幕剧及话剧近30个，在社会不同阶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完成了新中国剧社在特殊时期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