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如何治理登州和密州的？

　　苏轼一生(1036—1101)曾两次莅临山东，第一次于熙宁七年(1074年)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诸诚市)，第二次则于元丰八年(1085年)复朝奉郎起知登州军州事(州治在今蓬莱市)，其足迹遍及今日山东大部地区。他在山东不过两年有余，却颇有作为、多有佳作。

　　一

　　苏轼为官，具有同时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中期优秀士人所追求的理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他是一名人格、情操堪为11世纪士人典范的爱国名士，始终怀着“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尽心尽力履行其职责，殚精竭虑处理军政要务。

　　综观苏轼在山东为官的作为与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为民请命。苏轼于熙宁七年十一月初抵达密州。一入境，他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局面。当时，密州旱蝗相继，自秋入冬，方圆数千里，久旱未雨，麦不入土，“民以蒿蔓裹蝗虫而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之官者几三万斛”，灾情极为严重。

　　是年(1074年)年底，苏轼为了如实反映旱蝗交加造成的严重灾情和百姓朝不保夕的苦难处境，向宋神宗上奏了《论河北、京东盗贼状》(以下简称《状》)。他在《状》中指出：这里(指密州)地处京东，是腹心根本之地，而此地与中原的离合，常常关系着国家的安危，“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为乱天下”，“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地方，已经到了“公私匮乏，民不堪命”的地步。因此，苏轼请求朝廷派官员视察灾情，并体量放税。这篇《状》可以说是苏轼在密州朝间的施政纲领，他在密州任上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按此《状》中的主张进行的。

　　天灾，已使密州民不聊生，而变法投机分子吕惠卿创制施行了一种新法——“手实法”，以此法扰民，酿成了人祸。此“手实法”规定，百姓自报财产以定户等;为防止有人少报而奖赏告其不实之人;此法还规定，不按时施行的，以违制论。苏轼认为，“手实法”是奖励告密的，而悬赏奖励告密者则是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极大。于是，他到任二十几天，便向朝廷呈报了《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反对吕惠卿等人极力推行的“手实法”。苏轼上书不久，由于“手实法”的施行造成了滋事扰民的严重后果，给朝廷的变法招惹了不少是非，宋神宗便下诏废止了“手实法”。

　　苏轼反对用“手实法”，建议采用简单易行的“五等古法”定役钱，并主张用“宽剩钱”买民田以募役人，就像唐代的长征卒，“民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由于他在密州实行民出钱可以免役以尽力于农事，结果“民甚便之”，当地百姓无不称道。

　　10年后(1085年)苏轼知登州府时，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在肯定新法“免役法”的基础上，分析了给田募役之利弊，并根据他在密州推行给“田募役法”的经验，对执行“免役法”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苏轼认为，“虽大圣大贤之法不免于有弊也”，可去弊而不变其法，只要杜绝了流弊，可使“法相因而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此时的苏轼，由在密州时对“免役法”不敢评议(即“轼所不敢言”)，到在登州时言“先帝之法，决不可废”，可以看出：苏轼对一些新法的态度，经过了推行过程实践的检验确实有所转变。

　　宋代神宗开始推行“免役法”。从开始到元丰年间，为时已久，积弊颇多。苏轼在调查“免役法”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发现二弊：一是征收宽剩钱过多，二是移作他用而不是用来雇役。权衡利弊得失，他认为“尽去二弊而不变其法，则民悦而易成”。显然，苏轼基本上还是能够实事求是客观评价新法，并处处以对黎民百姓的利害及其承受能力和黎民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作为评议标准，十分难能可贵。苏轼认为，法不是万能的，“各有利害”，“其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并主张推行新法应“渐变、徐更、议之”，“先定其规模而后从事，事有渐则不惊”;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反对骤变，“以图一切速成之效”，认为“其进锐者，其退速”，“卒然轻发多败”。但他也不赞成“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即反对一概对新法全盘否定，主张从实际出发，取其合理之处而用之，“因法以便民”。这显然是实事求是、尊重客观实际并行之有效的。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苏轼自登州返回朝廷后，即上《论给田募役状》，对“免役宽剩钱”的使用，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此钱出于民力，理当还于民用”，提出用积存下来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来买田，给田募人充役，使“农民宽富，以备缓急”。苏轼不因人废法，也不以己之好恶而决定取舍，而是以黎民百姓、以国家社稷之利害得失论定，与时俱进，奏请宽剩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使农民尽力于农事，是值得肯定的。

　　苏轼到达密州之后，闻知新党章惇主张河北、京东也要实行官榷食盐，立即写了《上文侍中论榷盐书》，建议朝廷对“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者，并与权免收税”。因为他了解到，密州沿海孤贫无业之民，多以贩盐为生，而这里的沿海皆产盐，要他们取而不煮、煮而不卖是不可能的。苏轼还建议免除密州百姓的夏税，减轻农民的负担和痛苦。

　　登州濒临渤海、黄海，海岸线长且滩涂广阔，自古盛产海盐。早在春秋时代，管仲根据胶东丰富的海洋资源，实行“海王之国，谨正盐筴”的政策，即收征盐税借以富强。为了多产盐，他在沿海设立了许多煮盐专户(叫做灶户)。宋代推行官榷食盐，本来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抑制豪强。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却是既未能给政府增加收入，又加重了人民负担。正如苏轼上奏的《乞罢登州榷盐状》所言，官榷食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登州“斗(计)入海三百里，地瘠民贫，商贾不至，所在食盐，只是居民吃用，今来既榷入官，官卖价钱，比之灶户与百姓，三不及一，灶户失业，渐以逃亡，害其一也。居民咫尺大海，而今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其害二也。商贾不来，盐积不散，有入无出，所在官舍皆满，至于露积，若行配货，即与福建、江西之患无异，若不配货，即一二年间，举为粪土，坐弃官本，官吏被责，……其害三也。”当时推行的榷盐(即食盐专卖)政策，弊端丛生，使得民怨鼎沸。为了缓和登州等沿海一带的阶级矛盾，防止登、莱百姓“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苏轼离开登州入朝后，立即向朝廷递上《乞罢登州榷盐状》，陈言榷盐之弊害，主张“先罢莱、登之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不久，登、莱两州百姓获准得到了不食官盐的优惠。历代承袭，直至清代。由于苏轼从国家长治久安着想，为民争得优惠，所以登州、莱州早些年几乎县县都有“苏公碑”，碑上刻的既不是造像也不是颂辞，而是《乞罢登州榷盐状》。即此可见，苏轼对黎民百姓之疾苦，忧心如焚，牵挂有加。他主张“以民为本，急民所急，想民所想，为民谋利”。这对为官者，是具有镜鉴、示范作用的。

　　尽管苏轼连连上书为民请命，是因为担心旱蝗相继、租赋加重，会导致饥民“相率为盗”而威胁宋王朝的统治，但他敢于如实报告民情，并竭力设法减轻人民的苦难，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应予以肯定和赞扬的。

　　其二，抗灾救民。苏轼面对密州严重的自然灾害，从未消极等待，而是积极组织密州各级官员同各县百姓奋力抗灾。当时灾情之重，正如苏轼在密州《祭常山祝文五首》中提到的那样：“比年以来，蝗旱相属，中民以上，举无岁蓄。量日计口，敛不待熟。秋田未终，引领新谷”，“旱蝗之为虐，三年于兹矣。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密州地处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多风，沟渠不能储水，经常干旱成灾。“从来旱蝗必相资”，连年干旱，蝗灾自然严重。苏轼到任之后，忧心如焚，立即巡视各县，深入田间农舍，仔细了解灾情，组织吏民抗灾。“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就是寻访田夫野老后写成的诗句。为激励百姓捕蝗抗灾，他用补贴粮米的办法，动员灾民踊跃捕蝗灭灾，效果十分明显。苏轼号召百姓协力灭蝗的同时，率先垂范，多次与当时的密州通判赵成伯亲自参加捕蝗抗灾。他写下的《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一诗，就是对当时这一情景的真实写照。由于苏轼亲自带领州县官员下田捕蝗，加之百姓参加捕蝗还贴补粮米，因而密州灾区到处出现了争先恐后、群策群力捕蝗灭灾的热潮。

　　苏轼时刻把密州灾民牵挂于心，反对“坐观不救”。他在想方设法鼓励农夫振作起来、奋力捕蝗灭灾的同时，还大力倡导人们用火烧(“秉畀炎火”)、泥埋(“荷锄散掘”)等多种办法消除蝗害。这从反映出苏轼作为一名地方官员高度的同情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其三，除暴安良。苏轼对黎民百姓在政治态度上具有两重性：一面对黎民的反抗坚决予以镇压，反映了苏轼作为封建官吏无法超越自身的阶级局限;一面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百姓消灾纾难、减轻痛苦，表现了他对处于深重灾难之中的当地人民的深切同情。正如他在《次韵刘贡父、李公择见寄二首》诗中所云：“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泪循城拾弃孩。”

　　苏轼疾恶如仇，对仗势横行、肆意殃民者，决不姑息。据载，安抚司派遣几十名凶悍的衙役入密州境奉命“捕盗”，而这班衙役肆无忌惮，依势任意闯入民宅，栽赃诬陷，戕害人命。百姓纷纷找苏知州告发，苏轼表面不予受理。然而，待他暗中差人查清事实真相，便调遣人马迅速出击，一举抓获并严惩不贷。百姓恍然大悟，无不感拜于途。

　　密州连年遭灾，百姓靠“剥啮草木”度日，许多人家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在城跟道旁。苏轼不但带头“洒泪循城拾弃孩”，还设法从官仓中拿出部分粮米专门用以收养弃儿。同时，他四处动员家中无儿无女者领养各地的弃孩。凡每养一弃儿者“月给六斗”粮米补贴。几年间，救活被遗弃的孩子达数千人。后来，苏轼在《与朱鄂州书》中说：“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十年之后，苏轼赴任登州路过密州时，那些当年被收养活下来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闻知，纷纷前往苏大人住处感谢救命之恩。

　　其四，关注农事。苏轼在密州对农事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时时把阴雨晴雪等自然现象同当地的农业生产联系起来。他或为久旱不雨、冬日无雪而忧心忡忡，或为甘霖普降、瑞雪盖地而欣喜万分。每遇天旱，苏轼总要按照当地风俗赴诸诚城南常山祷雨。熙宁八年(1075年)春，苏轼以“摩抚疮痍”为民祛旱之心赴常山祭山神。他的虔诚似乎感动了神灵，竟然祈雨立应：“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一场好雨自天而降，心系百姓的苏知州喜形于色。因为，随着旱情的解除，蝗灾则会减轻，丰收也就有望，这自然令苏轼兴奋不已。于是，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了《次韵章传道喜雨》一诗，抒发其与民忧乐的情怀。

　　但是，苏轼深知：“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的良好愿望非治本之计，而祭神求雨也不过是地方官的例行公事，只有兴修水利才是祛旱灭蝗的根本措施。因此，苏轼知密州时，曾在诸城城南数里处发动当地百姓筑过十里长堤，以“壅淇水入城”，并计划在此修建大坝，既可蓄水以备天旱时灌溉农田，又可在连日淫雨之时阻挡“水至城下”。可惜，这一计划因苏轼调离密州而未能如愿。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苏轼再次来到密州，仍念念不忘他十年前的夙愿，便对时任密州知州的霍翔谈了自己当年的计划，建议霍翔以其所长在诸城城南筑石坝以截源出于常山的淇河，旱天可放所蓄之水以灌溉田地。苏轼还在《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中记载了此事。显然，苏轼早在900多年前就能够想到并提出“兴修水利，蓄水抗旱”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这反映了他对密州人民所爱之深与所谋之切，同样也体现了他关心和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

　　苏轼关注农事，从他在密州留下的《雪后书北台壁二首》、《雪夜独宿柏仙庵》等诗作中都有体现。由于苏轼在不少诗词中咏及雨雪，总爱把自己伴随天气的变化的心情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下来，从而使我们结识了一位像老农那样，随时随地关注天气变化、关心农业生产的封建官吏中突出的代表人物。

　　其五，习武备战。苏轼深怀忧民之心，更具报国之愿。自“澶渊之盟”以来，北宋王朝每年都要向辽和西夏等国纳币求和。这种妥协政策，助长了辽、夏等国的统治者侵扰中原的气焰，因而辽和西夏则成了北宋王朝的心腹之患。苏轼一贯反对向辽和西夏妥协，力主抗击辽和西夏的侵扰。

　　苏轼知密州，始终不忘习射练武。密州州治诸城常山东南有一塌山，伸出一处蜿蜒15里的岗峦叫黄茅冈。这里黄草遍野，禽兽出没，在此冈附近还有一水名铁沟，都是围猎习射的好地方。苏轼时常带领密州士卒到黄茅冈、铁沟一带，与同官会猎习射。熙宁八年(1075年)七月，辽主胁迫北宋王朝统治者“割地以畀辽”，“凡东西失地七百里”。苏轼闻讯，心情十分沉重。是年冬，苏轼满怀爱国激情，写下了开抗战爱国词先河的著名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对这首词颇为重视。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成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首词之所以受到苏轼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因为这是他在词作革新上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自己开创了“自成一家”的豪放词派，一方面也是因为这首词集中表达了他本人渴望驰骋疆场、抗敌报国的爱国主义情怀。此时年届不惑的苏轼，渴望宋神宗像当年派遣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给自己一个捍卫国家、杀敌立功的机会，其精神十分可嘉。此间，苏轼还写了《祭常山回小猎》一诗，也是抒发其爱国情怀的。他在诗的最后两句写道：“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借以表明他希望“圣朝”重用自己，甘愿为国效力、收复失地的雄心大志。苏轼才华超群，却不为朝廷器重。在这种处境中，他仍用诗词反映他关心国家边防的心情和竭诚为国分忧的愿望，充分说明苏轼不愧是一位以国家安危为重、富有强烈的爱国报国精神的人杰。

　　苏轼担任密州军政长官，时刻不忘履行自己的职责。他深知，国家积贫积弱，边关连年吃紧，辽和西夏虎视眈眈，不可“马放南山，刀械入库”，掉以轻心。因此，苏轼十分重视强兵习武，表面上看是出猎习射，其实质却是加紧战备。他认为，若不利用“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国家就会危在旦夕。所以，苏轼在密州每年都利用农闲之时，组织兵民与同僚会猎郊外，“习射放鹰”，以备随时领命奔赴边陲抗击来犯之敌。

　　苏轼知登州时，同样十分重视战备防务，以防来犯之敌突袭，时刻保卫国家安全。宋代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三面濒海，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虏中山川，隐约可见，顺风一帆，便至城下。宋王朝自建国以来，在登州“一向屯驻重兵，教习水战，早暮传烽，以通警急。每年四月选兵戍驰基岛，至八月方还，以备不虞。庆历初年，这里曾创制澄海、平海水军指挥，教习水军，以备北虏，为京东一路捍屏，虏知有防备，故未尝有警”。后来，本路安抚经常任意调派登州水军到外地屯驻，使其“无处学习水战，武艺惰废，有误缓急”。苏轼作为登州的军政长官，充分分析当地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当时的邻国情势和宋王朝安全的需要，提出应对措施，奏请“朝廷详酌，明降指挥，今后登州平海、澄海四指挥兵士，并不得差往别州屯驻”。苏轼离登州返京即以《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建议整顿登州水军，加强海防，以解除国家边患。从后来这儿不断出现的倭寇侵犯之事实，证明苏轼确有远见。

　　其六，俭以养廉。苏轼从杭州移知密州，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蝶恋花·密州上元》一词中作了描述：

　　灯火钱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见人如画。帐底吹笙香如麝，更无一点尘随马。

　　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萧，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

　　苏轼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底抵密州到任，政务繁忙，又要安邦抚民，又要救灾放粮。不觉两月过去，熙宁八年(1075年)上元节(正月十五)来临。密州的上元之夜，彤云垂野，灯火萧条，闾巷冷清。苏轼回想起去年在杭州任职时的上元节，是那样的繁华热闹;而如今在这北方山城，是这般凄凉寂寞。尽管身处“寂寞山城”，苏轼没有因境遇的凄苦而影响自己履行职责，还是牵挂着当地的黎民百姓，进出社庙，祷祝神灵，祈禳丰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苏轼身为朝廷命官，一州之守，却与民同忧共苦，过着俭朴的生活。他在密州写下的《后杞菊赋》和《超然台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清苦生活。苏轼本以为移守密州至少一饱肚腹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却是时常得剜野菜充饥。他在《后杞菊赋》小序云：“余仕官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俸，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指密州)，意且一饱，而斋厨素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即通判，相当于副太守)刘君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苏轼所食之野菜，一为枸杞，一为野菊。他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果，冬则食根，常以杞菊代粮糗，足见当时生活之贫困。

　　苏轼知密州时能以野菜果腹，与他少时食“三白”的锻炼恐怕是分不开的。他曾释“三白”曰：“余兄弟在寒窗苦读时，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人间有八珍也。‘三白’乃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耳!”苏轼年少时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为其后来安于清贫的生活奠定了基础，而正是因为他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才会使其与民同甘共苦、为官清廉。

　　尽管苏轼担任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却不以权谋私，为一己打算。即使“日食杞菊”，也能“扪腹而笑”，乐观豁达，实在难能可贵。由于苏轼为官清正廉洁，才能“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揽草木以糊口”而“杯酒之不设”。他以廉洁秉公、不奢欲而超然处世，故能“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是清官的试金石。苏轼居官密州，清廉俭朴，不贪不虐。他“俭以养廉”的仕德节操，成为历代人们尊崇的楷模!

　　其七，心系百姓。苏轼在密州为官不过两载，却为解除黎民百姓之疾苦而竭尽其力，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即使他离任后，也时时牵挂着密州百姓。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苏轼奉命调往河中任职(后改知徐州)。临行前，他写了《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一诗给即将来密州接任的孔周翰，倾吐自己的心声。苏轼首先披肝沥胆地对自己在密州任期内未能更好地解除百姓的苦难、密州生产变化不大做了诚恳的自责：“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继而深情地寄望新任知州孔周翰：“朱轮未及郊，清风已先驰。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把进一步解除密州黎民百姓苦难的重任托付给新任知州。这首诗的字里行间，处处流露出苏轼对密州父老的牵挂与深情。

　　苏轼离开密州心情沉重，总是挂念着密州贫病交加的百姓，一路风雪，十分难行，行至潍州(州治在今潍坊市寒亭区)，正值年除夕。路遇风雪，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密州乃至整个京东地区的贫困百姓。次日早上雪停天晴，苏轼又走马西行。路上，他写的《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诗中写道：“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到处都是倒塌破败的房屋和逃荒的贫户)。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尽管苏轼在旅途中艰辛备尝，但他毫无怨言(“敢怨行役劳”)，还高兴地为密州百姓高歌丰收(“助尔歌饭瓮”)。

　　苏轼在密州“二年饮泉水”，勤政廉政，一身正气，视密州似故乡，爱黎民如亲人，得到当地人民的敬重和爱戴，连“鱼鸟亦相亲”。熙宁九年年底，苏轼依依不舍地告别密州父老和令他眷恋的这方热土，赴任别处。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磨难和贬谪，重被朝廷起用，“复朝奉郎知登州”，路过密州已是10年之后。他再次来到自己多年梦魂萦回的密州，受到吏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苏轼感动不已，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诗，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告别密州父老时的感人情景，也记述了再次来到密州时人们迎接他的动人场面：“昔饮雩泉别常山，天寒岁在龙蛇间。山中儿童拍手笑，问我西去何时还。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笠间。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当晨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问今太守为谁欤护羌充国鬓未斑。躬持牛酒劳行役，无复杞菊嘲寒悭。超然置酒寻旧迹，尚有诗赋镵坚顽。”

　　苏轼知密州、登州以其忧国忧民、勤政廉明的作为与政绩，也以其超然乐观的精神风貌，受到历代人民的称颂和仰慕。为了纪念、弘扬苏轼在密州的业绩、人格和情操，密州人民在他任职期间修建并亲自题名的超然台上，建起了苏公祠并塑苏公像，供人们祭祀。据说，苏轼离登州不久，当地百姓也在蓬莱阁边为他建祠。至今，苏公祠仍屹立于蓬莱城北丹崖山巅，千百年来一直供人们瞻仰。

　　苏轼知密州、登州及往返途中，既怀想亡妻，又思念胞弟;既广交新朋，又不忘老友，其思亲、交友之所作所为，感人肺腑，令人赞叹不已。

　　(1)悼妻。正当苏轼步入人生的盛年，又开始走向仕途之时，他的元配夫人王弗过世了。这令他十分悲痛。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知密州，次年正月二十日，他因梦而写下了悼念亡妻的“心思之曲”——《江城子·十年生死》这首中国词史上第一首悼亡词(诗以悼亡，始自西晋的潘岳;而词以悼亡，则始自苏轼)。苏轼留下来的这首悼念爱妻王弗的词作，将悼亡引进词中，开拓了词的题材，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悲剧内涵和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他在这首词作中，把亡妻作为生者来怀想，让早已亡故的妻子依然活在词人的心间，是此词最主要的艺术感染力;亡妻绝不能复生，相聚绝不可能，满怀凄凉而无法诉说，又是此词最大的悲剧性。

　　(2)忆弟。苏轼与其胞弟苏辙，手足情深非同一般。苏轼在杭州通判任满请求调往山东，便是以其弟当时在齐州(州治在今济南市)供职(任掌书记)为由。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赴密州途中写下了《泌园春·孤馆灯青》一词。他在这首初步显示了“东坡体”词风的词作中，不仅生动地再现了少年英俊的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于嘉佑初一同入京赶考时的熠熠风采，同时也展现他们博学能文、抱负不凡的虎虎生气。结果，苏轼、苏辙同科进士，名动京师。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与其弟已7年没见面。在这年中秋节的晚上，苏轼在密州超然台上饮酒赏月，由于政治上不得意，更加重了他对久别亲人的思念。于是，苏轼写下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对月抒怀兼怀胞弟子由的中秋词。此词在词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是一首久负盛名的浪漫主义杰作，全篇表现了作者当时的矛盾心情及其自我解脱的心理过程，层层转折而又奇想联翩，以潇洒的文笔描绘出了高旷的意境。苏轼此词非同凡响，前人胡仔评论：“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名句，为人们千百年来广为传诵;苏轼在词中表达出的超然乐观的人生态度，也使世人多有感悟。

　　(3)交友。苏轼交游广泛，待人坦诚。在他结交的众多朋友中，既有官宦贤达，亦有僧侣乡民。苏轼不仅对新朋老友十分善待，对志同道合的朋友情谊也是倍加珍重，并常在其诗词文章中记之。这也是苏轼革新词风的重要内容与突出贡献之一。苏轼在山东创作的以歌咏交谊为题旨的诗词文赋，或叙相得之乐，或诉离别之苦，或为友人解忧释虑，或励友人进取立业，或向友人敞开心扉，倾吐衷曲。从他在密州时的作品中可知的友人有段释之、乔禹功、章传道、刘贡父、李公择、赵昶、文安国、李邦直、赵成伯、文与可、赵明叔、文彦博、刘庭式等三十余人，且多有唱和寄语之诗词文章。譬如苏词中送赵昶的《减字木兰花·贤哉令尹》、送文安国的《满江红·天岂无情》、送章传道的《江城子·相从不觉》、送李公择的《阳关曲·济南春好》等。在《后杞菊赋》序言里，他记下了“日与通守刘庭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的感人场面。苏轼、刘庭式二人同为一州之正副长官，竟“揽草木以诳口”，同与百姓共度灾年，实在是令人敬佩。苏刘交往甚密，亲如手足，均为道德高尚之人。苏轼曾在《书刘庭式事》一文中，记载了其弟苏辙告之的齐州人刘庭式之事：“庭式通礼学究。未及弟时，议娶其乡人之女，既约而未纳币。庭式及弟，其女以疾，两目皆盲，女家躬耕，贫甚，不敢复言。或劝纳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许之矣。虽盲，岂负吾初心哉!’卒娶盲女，与之偕老。”苏轼撰文颂扬刘庭式，足见其奉行《论语》所言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德行。

　　苏轼在登州时，因时间太短，与当地人交往少一些，但也有多位交情颇深的朋友，尤其对风雅有识之士他更是礼遇有加。或倾心切磋，或题诗赠画。譬如，客居登州的“书画收藏鉴赏者”史全叔，当他听说苏轼既是一位书画家，也是一位鉴赏家，便取出一幅吴道子的人物画请他鉴定。苏轼认为此画是稀世珍品，不仅提笔写下了《题吴道子画后》，还将其在登州蓬莱阁之宾曰楼所画且自认为“此来之绝”的《枯木竹石图》，连同亲手所书的《登州海市》诗皆赠予史全叔。此事在《晚香堂苏帖》载曰：“道子画圣也。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远近成风者耶。东坡居士告史全叔。”登州人请求赋诗题字，苏轼从不拿架婉拒。如当时熙宁年间知登州的故太守之子大方“求诗于轼”，苏轼便“为赋一首”《遗直坊并叙》。即使苏轼在往返途中，也会应人所求题字题诗。相传，他曾过崂山之北麓并夜宿宋初从四川眉山迁来的苏姓人家的村庄“苏家庵子”(今叫崖下村)，题写了楷书“东坡仁里”四个大字;也曾在过莱州时到宗室洋川公家(即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房)，为洋川公画册笺并跋且题诗二首;还曾在见到已故至交好友、诗词书画家文与可的水墨画后，写下《书文与可墨竹并叙》。苏轼在山东，广泛结交新朋，也时时不忘旧友，从不嫌贫爱富、喜新厌旧，足以显示其人格情操之高尚。

　　苏轼对其下属，还能知错即改。据《山谷外集诗注》卷七《卫南》史容注：“尝闻东坡知登州，有一主簿白事不已，公颇倦，漫云：‘晚可见过’。主簿不测其意，至晚独入，公强出见之，因阅杜诗，问云：‘江湖多白鸟，天地足青蝇。白鸟，欧鹭之属耶’主簿曰：‘白鸟乃蚊蚋，以况赃吏，江湖之间距朝廷远，天地之间，君子少而小人多’。公即改观厚待之。”从这则故事中，也可看出苏轼之人品、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