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农村的死亡，才能理解农村

　　距离毕节四个儿童自杀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人们的愤怒和悲伤都已消散，而孩子们面对的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如今回想这一事件，剩下的似乎只有死亡本身。

　　在当今社会话语体系中，农村往往是沉默的，媒体对农村的讨论，很难对农村产生影响。那只是叙述本身，满足的是写作者和阅读者的欲望。只有死亡，特别是极端的死亡事件，才能非常突兀闯进由都市所定义的话语体系中。这或许告诉我们，只有理解农村的死亡，理解生命中最大的沉默，才会理解农村。

　　在农村生活的母亲说，她一个人，是不敢去田里干活的。北面，隔一户，是C大伯的新坟。南面，隔一户，埋的是东院媳妇阿蓉。地头的机井里，还有学进和两个孩子。机井的直径有一米，井边野花灿烂，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C大伯，村里最喜欢和我聊天的长者。每次回老家，他都要过来和我谈话，有一些辩论的意思，比如，是毛时代好还是改革开放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贪污的官员最近的一次是几年前，他的立场是，国家取消农业税真是伟大，历朝历代都没做到吧。我告诉他，大多数国家早就不收啦，他将信将疑。C大伯的死，起因是帮儿子交了60元水费，当他找儿子要时，却没要回。从那一天开始，他吃饭就没有了胃口。最后到医院检查，结论是食道癌。回来后，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不吃饭了，没有消化能力了啊。没过几天就死了。

　　阿蓉是几年前死的，留下一儿一女。她因为一点小事和丈夫争吵，发展到对骂，婆婆过来骂了她。散场后，她把两个孩子叫到跟前，说：以后你们要听话，不要惹爸爸生气，妈妈喝了农药，马上就死了。孩子还太小，学话有些费力，等到长辈们发现，阿蓉已经没救了。

　　至于学进，又早死了几年。学进是家中长子，父母生了他之后，又生了五个女儿。在农村，这是让人难以理解的事，通常情况下，生几个闺女，都是为了等最后那个儿子。因此，闺女的取名什么的，就非常随便。什么招弟、三妞、四妞，往下排就是了。大家不明白，明明有了儿子，为什么还要这么多女儿学进也不明白。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让他发疯的原因。有一天，他带着两个邻居家的小孩，来到我家机井边，把两个孩子扔了下去。这一幕被人目击，但反应过来，却已太迟，学进自己也已经跳入井中。大家找来救援工具，用双手撑住井壁的学进，成为最大的阻碍。最后，三个人都死了。

　　学进的疯狂，在现在足以成为媒体追逐的一个新闻，但它并没有惊动媒体，也没惊动法律，最后是靠农村的自然秩序解决的。两家邻居打上门来，学进的父亲只好带着几个女儿远走他乡。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样的死亡，在农村已发生太多。人们似乎死得越来越随意，甚至农妇们在生气时，往往会说一句：我已经准备好了。她们说的是农药，可以随时喝下去。

　　我小时候，印象中死亡不是这样子的，那时的老人，在为自己即将到来的、看得见的死亡，在做着精心的准备。我最喜欢看木匠打造棺材，通常是夏天，午后，木匠赤裸上身，很瘦，用刨子把一块块木板刮得平滑锃亮。木料当然要讲究，最好是桑木，这被称为“桑木活儿”。桑木木纹紧凑，木料结实，当然也更重。这对那些抬棺送葬的人来说，就是吃力的活儿了。

　　死后，能够在“桑木活儿”里，是一个老人最大的梦想。因此，东家往往非常用心地监工，不停喊木匠停下来休息，喝茶吸烟，反正不着急，人还活着呢。木板弄好，组装，上漆。漆当然是黑色的，要均匀。做好这一切，就把棺材放在防雨的地方，满满晾干。一个老人，亲自监工给自己做棺材，直到自己满意，这种从容让人着迷。棺材做好，随时死都可以，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美好

　　另一件让我着迷的事，是看奶奶们为自己做寿衣。一个女人，最美当然是穿嫁衣，但是，嫁衣往往自己不能做主。和嫁衣相比，寿衣是朴素的，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奶奶们做起寿衣来，非常认真，又带有一丝神秘，说话都压低了声音，生怕惊动了什么。如果你问她们做的是什么，往往会引发一阵尴尬的笑声。等做好了寿衣，自己还要试穿，修改，以求完全合身。然后，就是放到柜子里，等那一天的到来。

　　没有人能把自己挪到棺材里，也没有人在死前的一刻穿好寿衣。死后的工作，由子女来完成。给死者穿寿衣的时候，往往是灵魂刚刚离开，而身体还是暖和的。等身体变凉，僵硬，穿寿衣就是麻烦的事了。这样的死亡，虽然也让亲人悲伤哭泣，但却也有一种喜悦和满足。亲人死了，是以他所喜欢的方式，而告别的方式，似乎也早已安排停当。

　　这样死去，最有资格进祖坟。祖坟的位置，早已定好，一切仍按照人活着时候的秩序进行安排。按照尊卑，祖父母，父母，然后是自己。夫妻中先死的一个，会在那里等待另一个的到来，最后合葬，成一个坟头。这样的死亡，并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生的一种延续。好好活着，好好死，那边还有亲人和爱。人们普遍相信，人只有好好活着，经过漫长的道路，在另一个世界，才能获得更好的安排。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的死亡观。生和死，当然是一个界限，但这个界限并不绝对，葬礼，守灵，上坟，这些仪式都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阶段。　　

　　祖坟以及牌位，是一种乡村秩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活着的人们。那些夭折的、自杀的，是没有资格进祖坟的，成为孤魂野鬼，或许会飘荡在田野中，因此往往让人害怕。而“死了没人埋”则是对活人最大的惩罚。90年代，村里最大规模的一次群体性上访事件，把大家联系成共同体的，就是“谁要不去，谁家老人死后，大家都不去帮忙”，违法的人有，但是却很少有人敢违背这一条。

　　但是，这似乎是已死亡的名义所造就的最后的辉煌了。在当下的农村，建立在祖坟和死亡基础上的秩序，事实上已遭到摧毁。这一过程，在土改时就已开始。土改之前，土地属于私有，人死后，葬在自己的土地上，经年累月，发展成一片坟地。土改后，土地属于集体，没人疼惜土地，坟地反而得以保留。而80年代以后，土地得以重新分配，自己的祖坟，往往在别人的土地上。虽然农民对土地只有经营权，但是没有人乐意别人家的坟地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生长。矛盾时有发生，想葬在祖先身边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很多人没办法，只好葬在自己的田里，但是，土地的耕种权，往往过一些年就会重新分配，这就再次造成了坟与地的分离。

　　这样，生与死的联系，就从根本上被斩断了。死亡，越来越不值得期待，也越来越没什么可怕的了。推行火葬后，人最终的居所，只是一个小盒子。顽固的人们，仍然在做棺材，把骨灰盒放在棺材中，把寿衣放在旁边，但是，人们对棺材已经越来越随意了，很少有人再为自己打造棺材，大多数都是后代从棺材铺中购买。最终，人们的死亡观发生了改变，这大概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的一个标志。

　　人与地的分离，坟与地的分离，是中国农村问题的两大症结所在。前者让农民与土地的感情降低，而后者将生与死完全孤立起来。活着和死亡，都变得问题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