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01月21日 来源:新华网广西频道 作者:夏军 卢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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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见到30岁的文松时,他顶着一头乱发,牛仔裤上满是灰尘,刚从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的工地出来。这一次,他仍没有讨到薪水,他脸上满是失望:“娃娃还要治病,包工头怎么能跑了呢”

  1月18日下午,记者陪同讨薪的文松来到了工地上。来之前,文松对记者说,他听说工地上来了领导,想再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刚到门口,记者就跟他一起吃了“闭门羹”。

  文松之前工作的工地大门口处,有两名讨薪的农民工睡在那里,这让工地里的货车进退不得。很快,头戴安全帽的几个中年男子冲了出来,用脚狠狠地踢向讨薪的农民工。

  蹲在大门口,文松对记者断断续续讲述了他曲折的讨薪之路。

  文松是重庆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人,老家还有他的爷爷奶奶、父母和两个孩子,一家人全靠他的木工手艺养活。

  2015年7月底,文松听说南宁一个包工头托人招木工。看完他们递来的工地图纸,他算了一下,如果找上3名工友,以工程量计算,干到年底,每个月能挣1万多元钱。为了这份收入,尽管从家到南宁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他和工友仍背起行囊、坐了30多小时汽车来到南宁。

  文松说,到了工地,他们才发现工程难度与图纸根本不符,原定工期内根本完不成工程量,为了不被公司罚款他不得不另请了几个木工。他和工友们早晨7点开工,晚上七八点休息。3个多月后结账,包工头却仍只按原定的工程款支付。“算下来,每天的工钱只有94元,每月甚至挣不到3000元。”文松说。

  挣的工钱扣除路费、生活费,只剩下8000元寄回家,文松和工友们不得不留下来,来到同一工地另一包工头手下干活。这一次双方商定,每天工钱260元。

  临近春节,文松和工友们本来准备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可是结算时,包工头竟然消失了,每次拨打电话都显示已关机。文松慌了,两岁女儿患基因突变疾病,每次发病都要3万多元医药费,今年就去了3次,五岁的儿子又要上学了,一家老小生活费都巴望着这些钱。

  文松激动地对记者说,他去找工地建筑商,建筑商让他找承接项目的劳务公司;找到劳务公司,对方说在出差就挂了电话。他听说欠薪包工头的工程是一家用人单位分包下来的,“懂门道的人”告诉他:“这家用人单位才是与劳务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主体。”他和工友们找到用人单位,但对方却不认可他们的工时。

  讨薪路曲曲折折,文松又回到原点。1月15日,文松不得不向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求助。“当初干活时包工头找我们,现在活干完了我们找也找不着他们了。”文松气愤地对记者说。

  如今,为了讨薪,文松和工友们仍住在工地,生活费早已花光了,但他们不死心,靠着从劳务公司预支的1000元硬撑着。为了省钱,他和工友们每天吃两顿,2人合吃一份10元钱的快餐,再盛上2大碗免费米饭。菜吃光了,倒上免费的蛋花汤,继续泡饭吃。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这起欠薪案件,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陈美杏对记者介绍说,2015年,江南区受理了300多起劳动纠纷案件。这些案件主要以建筑行业为主,大部分都与农民工被欠薪有关,文松遇到的这种层层分包工程现象屡见不鲜。

  陈美杏说,一些包工头往往在招工时拿出整个项目的效果图向农民工“画饼”,以吸引他们远赴工地做工。但实际上只是让农民工做1个月或2个月的工程量,完工后又不马上结清工资,使许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后,进退两难。

  陈美杏说,为便于维权,农民工外出务工一定要牢记主动提出签订劳动合同,遇到被拖欠薪资时,应迅速向劳动监察部门求助。劳动监察部门会对每个案件记录、核实,情况属实的话会协调、敦促、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如果实在不能协商解决,也会走法律程序,决不让任何人拖欠农民工工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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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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