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广西南宁某工地的“８０后”农民工讨薪日记

　　记者见到30岁的文松时，他顶着一头乱发，牛仔裤上满是灰尘，刚从广西南宁市江南区的工地出来。这一次，他仍没有讨到薪水，他脸上满是失望：“娃娃还要治病，包工头怎么能跑了呢”

　　1月18日下午，记者陪同讨薪的文松来到了工地上。来之前，文松对记者说，他听说工地上来了领导，想再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刚到门口，记者就跟他一起吃了“闭门羹”。

　　文松之前工作的工地大门口处，有两名讨薪的农民工睡在那里，这让工地里的货车进退不得。很快，头戴安全帽的几个中年男子冲了出来，用脚狠狠地踢向讨薪的农民工。

　　蹲在大门口，文松对记者断断续续讲述了他曲折的讨薪之路。

　　文松是重庆城口县周溪乡凉风村人，老家还有他的爷爷奶奶、父母和两个孩子，一家人全靠他的木工手艺养活。

　　2015年7月底，文松听说南宁一个包工头托人招木工。看完他们递来的工地图纸，他算了一下，如果找上3名工友，以工程量计算，干到年底，每个月能挣1万多元钱。为了这份收入，尽管从家到南宁有1000多公里的路程，但他和工友仍背起行囊、坐了30多小时汽车来到南宁。

　　文松说，到了工地，他们才发现工程难度与图纸根本不符，原定工期内根本完不成工程量，为了不被公司罚款他不得不另请了几个木工。他和工友们早晨7点开工，晚上七八点休息。3个多月后结账，包工头却仍只按原定的工程款支付。“算下来，每天的工钱只有94元，每月甚至挣不到3000元。”文松说。

　　挣的工钱扣除路费、生活费，只剩下8000元寄回家，文松和工友们不得不留下来，来到同一工地另一包工头手下干活。这一次双方商定，每天工钱260元。

　　临近春节，文松和工友们本来准备高高兴兴回家过年了。可是结算时，包工头竟然消失了，每次拨打电话都显示已关机。文松慌了，两岁女儿患基因突变疾病，每次发病都要3万多元医药费，今年就去了3次，五岁的儿子又要上学了，一家老小生活费都巴望着这些钱。

　　文松激动地对记者说，他去找工地建筑商，建筑商让他找承接项目的劳务公司;找到劳务公司，对方说在出差就挂了电话。他听说欠薪包工头的工程是一家用人单位分包下来的，“懂门道的人”告诉他：“这家用人单位才是与劳务公司发生合同关系的主体。”他和工友们找到用人单位，但对方却不认可他们的工时。

　　讨薪路曲曲折折，文松又回到原点。1月15日，文松不得不向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求助。“当初干活时包工头找我们，现在活干完了我们找也找不着他们了。”文松气愤地对记者说。

　　如今，为了讨薪，文松和工友们仍住在工地，生活费早已花光了，但他们不死心，靠着从劳务公司预支的1000元硬撑着。为了省钱，他和工友们每天吃两顿，2人合吃一份10元钱的快餐，再盛上2大碗免费米饭。菜吃光了，倒上免费的蛋花汤，继续泡饭吃。

　　目前，有关部门已经开始介入这起欠薪案件，广西南宁市江南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陈美杏对记者介绍说，2015年，江南区受理了300多起劳动纠纷案件。这些案件主要以建筑行业为主，大部分都与农民工被欠薪有关，文松遇到的这种层层分包工程现象屡见不鲜。

　　陈美杏说，一些包工头往往在招工时拿出整个项目的效果图向农民工“画饼”，以吸引他们远赴工地做工。但实际上只是让农民工做1个月或2个月的工程量，完工后又不马上结清工资，使许多农民工被拖欠工资后，进退两难。

　　陈美杏说，为便于维权，农民工外出务工一定要牢记主动提出签订劳动合同，遇到被拖欠薪资时，应迅速向劳动监察部门求助。劳动监察部门会对每个案件记录、核实，情况属实的话会协调、敦促、帮助农民工讨回薪水，如果实在不能协商解决，也会走法律程序，决不让任何人拖欠农民工工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