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县域经济转型：产城融合的新实践

　　位于天安门正南五十公里的固安县，古称方城，北隔永定河与北京市大兴区相望，自古就拥有“天子脚下、京南第一城”的称号。

　　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传统农业县，十年间，固安依靠产城融合的发展理念引领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已然从全市“倒数三位”一跃进入廊坊各县(市、区)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的第二方阵前列，成为了住房“刚需们”眼里的香饽饽，创造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的“固安现象”。

　　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县域GDP总和占全国GDP总量的49.8%。县域经济支撑着全国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其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近几年，如同固安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县域认识到自身转型的重要性。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指出，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在城乡一体化视角下，固安现象能否成为未来县域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县域经济如何利用市场的力量发展自己、如何探索经济与民生的融合发展都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位于固安城市核心区内的固安规划馆自从2012年6月开馆以来，常常会迎来四面八方的客人。这里凝聚了这座县城的发展史，参观者们都在试图从规划馆里陈列的模型、图片、沙盘挖掘这里崛起的秘诀。

　　作为全国2853个县(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截止2011年)之一的固安，成为了从贫困县跃升为百强县的典范。很多人甚至希望通过它的发展来分析我国县域经济发展轨迹，探寻县域经济的未来。

　　时间回到2002年，固安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工业基础薄弱、城镇化水平低下、投资环境欠缺、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人才匮乏等诸多难题。这样的困境也代表了中国县域发展的普遍性。

　　在全国百强县中，浙江数量位居首席。尽管如此，其县域经济的局限性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显现。主要表现为资源整合能力有限、行政分割造成资源浪费严重，以及中心城市创新要素和公共资源共享性较差等方面，使得浙江原本有限的资源要素未能实现优化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身的区域竞争力。

　　广东是我国的第一经济大省，但粤东西北地区，特别是县级财政的贫乏程度与这一称誉极不相称。有数据显示，全国县域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是25%，而广东县域财政收入只占全省的8.48%。

　　近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就广东区域协调发展和省级财政对区域经济的协调能力问题形成两份报告，报告提出，现有的分税体制导致了广东省财政财力不足，而省级财力的不足是广东区域发展失衡的主要原因。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出具的一份关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调研报告中指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政府建设资金不足、产业“低、小、散”问题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大、现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等问题，能否处理得好，都将最终决定中国县域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健康发展。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认为，面对当下县域发展得困局，产业升级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他看来，产业升级已经不但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具有高度迫切性，其实施情况将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成败。

　　2002年6月28日，固安工业园区的前身——廊坊开发区固安园区正式开工奠基。在廊坊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固安县政府引进本土企业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投资开发主体，全面负责固安工业区的开发建设。

　　临近京津的区位优势以及市场化的园区运营产生合力，这让固安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实现跨越式发展，也让固安成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的样板。

　　10年间，固安的产业结构由此前的钓具、滤芯、塑料、肠衣等传统产业主导迅速升级为由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高精尖产业主导。国内液晶面板龙头企业京东方、国内物联网产业领袖东方新联等国内一大批大企业入驻县城工业园区。

　　在“固安工业园区开发建设十周年”发布会上，固安县委常委张建华表示，固安工业园秉持“产城融合”理念，经过十年建设，已从一个典型农业县成长为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基地。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指出，产业高端发展，还需要搭建新技术孵化及创新的平台。而固安产业新城的探索，无疑是产业高端化的重要平台和载体，从而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固安现象引起广泛关注，这也为亟待产业升级的县域发展提供了有效途径之一。

　　重产业也要保民生

　　十年间，固安产业升级带来了经济腾飞，财政收入由9000万元增长到突破2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40%。“这几年固安发展得太快了，高楼多了，道路宽了，绿化环卫等也跟上了。”环境科学专业的尹伟彬，自从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职于沧州的一家环保公司，每个月的工资四五千元。2013年春节前后，他毅然决定辞职，回到固安老家找工作。

　　据他透露，这两年以来，像他这种大专及本科以上人才回家就业的还有很多。仅他们部室就有一半是从外省市新回来的，有的还是从北京跳槽回来的。

　　固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才回流上，更容易看得见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一片片新近回迁的居民区，越来越多的高端产业公司搬进工业园区，昭示着这是一座蓬勃发展的新城。

　　柏村村民感受颇深，这里曾是有名“光棍村”。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区内企业找到了工作，村民的腰包一天比一天鼓。“现在村里基本没光棍了，60多岁的单身汉都找了合适的对象。十里八乡的姑娘都乐意嫁过来。”当地村民周国强笑着说。

　　构造一个新城市，不是单纯地盖房子，也不是单纯地发展产业，而是把它们有机融合起来，实现产城一体化。固安县副县长肖建忠对这一问题有着深刻的感触，在他看来，固安城镇化从一开始就重视“人”的作用，群众得到的实惠也越来越多，仅县财政安排的民生建设资金就达3.97亿元。

　　在固安工业园区的宣传手册上有这样一段话：“这里不只是工业园区，也不是北京配套的卫星城，而是一个集全球城市经验，立足新北京、大北京，创造更美好幸福生活的新市镇。”这是“开发区主导的城市化实践”内容的最好阐释，也是固安样本的意义所在。

　　苏州工业园区走的是一条殊途同归的路。这里更像是一座园林，每一个角落绿草茵茵、树木成林，每一幢建筑掩映于烟柳、荷塘、桂树、枫林之中。

　　苏州工业园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间的合作项目，在建设之初就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的重要条件。借鉴新加坡成功经验，园区创立了以邻里中心为核心的新型社区管理与服务模式，不仅满足了居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需求，更成了市民“家”的延伸和社区交流活动中心，使“住在园区”成为现代都市人时尚生活的向往。

　　正如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所说，园区仅将人作为生产者，忽视了人的消费需求，人们需要在城镇与园区之间进行通勤奔波，从而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产业新城，是通过产业和城市融合发展，产城互动，从而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相互推进。

　　市场化运作带来发展新契机

　　发生变化的不仅是产业和县城，还有政府的角色思考。

　　固安县副县长肖建忠认为，在与市场接触过程中，干部观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各地招商引资的大潮下，固安也曾经掀起一股全民招商之风，但效果并不理想。“当年从北京一进入固安县内，就感觉一下子到了第三世界，房子破烂不堪。县里财政吃紧，无力搭建园区平台，甚至基本的配套设施也无法完成，没有企业愿意入驻。”肖建忠说。

　　正是如此，固安开始将目光转向市场，牵手华夏幸福基业，后者作为产业新城专家，始终致力于推动产业升级，并拥有较大运营团队，针对区域的具体情况，依据政策导向，制定符合地区的产业发展策略。

　　在经历了几年的产业发展初级阶段之后，随着入驻园区企业的增多，园区开始进行产业整合，即通过科技手段，在传统产业中增加技术含量和经济附加值，逐步摆脱低端生产，建立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条，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向价值链高端进军。

　　肖建忠介绍，双方明确进行分工，政府宏观把握，主导产业规划和园区规划以及每个阶段的发展目标，并做好相关管理服务工作，企业负责具体园区运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具体项目的运营。

　　我国很多县级开发区搞建设，往往是自己出钱，但是，多数后发地区财政都缺钱，基础设置跟不上。固安在河北省内开市场化运作之先河，不仅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也为固安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金碚在谈到县域经济发展中政府角色时认为，从规划的角度来讲，肯定政府的角色肯定是主导规划政策管理。在市场化运作的框架下，政府应该始终承担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责任。这些责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确定公共服务应达到的水平以及支出的公共资源;制定和监督提供服务的安全、质量和表现标准;执行这些标准并对违反的情况采取行动。

　　各地在探索产业新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模式，固安属于引入社会资本开发建设的产业新城，除此以外，还有苏州工业园区采取了中外合作的模式，北京亦庄、郑东新区等产业新城则是政府主导等。都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样本。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认为，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会议的要求，县域有相当一部分还要保留农村的形态，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任。所以，并不夸张的说，中国已进入了县域经济时代。而在未来，产城融合这样一个发展模式，可以解决整个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人口城市化、以及人到哪去的问题，而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县域经济的发展才有前途。

　　(本文参考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县域经济推动产业升级实践》调研报告、综合《瞭望》新闻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报道 撰文 孙晓青)